层面——教育的目的，与个人、国家、文明的关系。
“开民智……非为……使民桀骜难驯。” 他缓缓道，声音带着一种穿透迷雾的清明，“恰相反，明理之民，知是非，懂利害，惜身家，爱国邦。彼等……不易被妖言蛊惑，不易为小利所驱。遇事……能冷静思之，择善而从。治理……这样的百姓，固然……需更费心思，不可欺之以方，但……长治久安之基，正在于此。愚民或可欺于一时，然……一旦有变，其怒也莽，其乱也骤，玉石俱焚。此非治国之道，实乃……取乱之道。”
他顿了顿，积攒着力气，说出最后，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点：“更何况……今时不同往日。寰宇既开，万国交通。我华夏……再非孤悬于世外桃源。欧罗巴诸国，其船炮日利，其学术日新。彼辈……亦在求知，亦在奋进。我若仍固守旧学，鄙弃实知，禁锢民智……数十年，百十年后，恐有……技不如人，器不如人，乃至……国不如人之患！那时，再谈诗书礼乐，何益？教育……关乎国运，关乎文明之存续兴衰。启民智，兴实学，非……好大喜功，乃……生死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不可……不急！”
这番话，他说得极其缓慢，却字字千钧，仿佛用尽了最后的心血。武媚娘听得心神震动。她执掌权柄多年，深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历代帝王心术，李瑾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开民智”提高到文明存续的高度，这不仅是教育理念的颠覆，更是对传统治国之道的根本性质疑与挑战。然而，联想到郑和带回的海外见闻，联想到李瑾平日对欧罗巴那些“夷狄”在数术、制器方面进步的警惕，她又觉得，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深谋远虑。
“然则……阻力必巨。” 武媚娘放下笔，轻声道。她可以想见，此论一出，会在士林、在朝堂引起何等轩然大波。斥为“异端邪说”、“动摇国本”都是轻的。
“知……道。” 李瑾嘴角露出一丝苦涩而了然的微笑，“故……此书，不……求行于当世。但求……留下此言，种下此念。或许数十年，数百年后……有后来者，见世间大变，强敌环伺，国势萎靡……翻检故纸堆，忽见……此言，或能……心中一动，思之，行之。如此……我便……无憾了。”
最后的篇幅，李瑾谈得更多的是具体方法。他建议编写一套系统的、由浅入深的蒙学教材，取代单调的《千字文》、《百家姓》，应包含常见事物图文、基础算学、简单自然常识、历史故事、道德寓言。他提议在州府一级逐步设立公共“图书馆”或“阅览室”，收藏经史子集之外，也收藏农书、医书、匠作图谱、地理方志，甚至游记小说，对士子平民有限开放。他甚至设想，未来条件允许，可设立类似“格物院”但层次更基础的“实学馆”，传授百工技艺、农商知识，给予学成者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出路……
这些设想，有的颇为具体，有的则只是模糊的蓝图。但无一不指向同一个目标：打破知识垄断，降低学习·门槛，让更多人（无论男女、贫富）有机会接触知识、开启心智，让教育的内容更贴近生活、更注重实用与思辨。
当武媚娘记下最后一个字，轻轻吹干墨迹时，窗外的天色已是薄暮。残阳如血，透过窗棂，在李瑾苍白如纸的脸上涂上一层虚幻的光晕。他仿佛已经睡着，呼吸微弱而绵长。
《教育本源说》，这部不过数万言的小书，没有《格物新编》的卷帙浩繁，也没有《治国方略论》的纵横捭阖，它更像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在生命尽头，用尽最后力气，对后来者发出的低沉而恳切的呼唤。它呼唤一种更完整、更独立的人，呼唤一种更开放、更务实的学习，呼唤一个更公平、更多元的知识世界。它直指教育的核心——不是为了塑造顺民或官僚，而是为了点燃每个人心中那盏理性的、自主的灯。
武媚娘将手稿轻轻合拢，与之前的两部放在一起。三部书稿，静静躺在书案上，在渐浓的暮色中，仿佛三块沉默的、却蕴含着巨大能量的火石。她知道，她的怀瑾，已经用文字，完成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叩问与托付。
她走到榻边，轻轻握住李瑾露在锦被外枯瘦的手。那手冰凉，却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执笔述说时的热度。她将他的手贴在自己脸颊，泪水终于无声地滑落。
窗外，早春的寒风，依旧料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