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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一段时间,写作的状态有些不一样了。
说不上哪里变了。
节奏可能快了一点,也可能慢了一点。
但最明显的感觉是,我眼前的世界有时候会开始变得模糊。
我坐在电脑前写华盛顿,写白宫走廊,写州长办公室里的灯光和文件,写那些西装笔挺的人怎么用最体面的语言互相下刀子。
写着写着,脑子里忽然会浮出一些完全不搭的东西。
一张老式的茶几,上面摆着陶瓷杯,烟灰缸里甩着几个烟头。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这是我现在还保留着的杯子】
我承认,我没有在美国当过官。
但我知道,当官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种知道,是从很多年前,外公家的客厅里来的。
我外公是一个小地方的工商局局长。
在那个年代、那个级别,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位置。
放到整个国家的权力版图里,大概连一个像素点都算不上。
但对那个小地方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有人来”的位置了。
所以,家里经常来人。
有的人说话大声,进门就笑。
有的人说话很轻,轻到你在隔壁房间听不清他们具体在讲什么,只能听到一片嗡嗡的低语。
有的人带东西来。
水果、烟酒、土特产,用塑料袋提着,进门的时候往茶几边上一放,假装随意,说“路上顺便带的,不值什么钱”。
有的人什么都不带,空着手来,但坐下以后说的话,似乎比那些带东西的人更重要。
他们坐下来以后,谈的都是些很平常的事。
单位里的人事变动。某某调走了。某某要来了。谁谁谁生了病,可能要提前退。上面最近查得紧不紧。最近政策有没有什么风。孩子读书怎么样。某条路什么时候修。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留下来吃。
全是平常话。
我那时候小,听不懂,也不想听。
我更愿意跑到外面去玩,或者在旁边翻一本跟这些完全无关的书。
偶尔被叫出来喊人、倒水、叫一声“叔叔好”“阿姨好”,然后就可以走了。
那些对话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背景音,没有任何意义。
我只是隐隐觉得,他们很会说话。
很会停顿。
很会绕。
很会在一句话结束之后,留出一小段空白,好像在等对方接上什么。
很少有人把真正想说的话,直接说出来。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平常话里,很多都不平常。
某某要调走了,可能是在试探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你对接替的人有没有看法。
上面查得紧不紧,可能不是在问政策,是在判断你最近会不会收紧口子。
孩子读书怎么样,有时候是关心,有时候是铺路。
要不要留下来吃饭,有时候是客气,有时候是信号。
那些看起来什么都没说的对话里,其实压着很多东西。
谁在求谁,谁在试谁,谁在等谁松口,谁在用一种最不像请求的方式提出请求。
这些东西,小时候的我全看不见。
但我能感觉到一种气氛,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
每个人都在维持着一种什么都没发生的表面,而表面下面,有一些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在流动。
我外公在那些场合里,通常话不多。
他听,点头,递烟。
偶尔他说两句,说得很短,有时候只是一个“嗯”,或者一句“这个事再看看”。
我那时候觉得,这也没什么特别的。
他只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老人。
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那个“再看看”里面,可能就已经有答案了,只是那个答案不会被说出来。
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个时间、通过另一个人传递到需要它的地方。
这就是那个小地方客厅里发生的事。
我后来想过一个问题:那些在我家客厅里来来去去的人,和电视上那些大人物,到底差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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