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1章 旧伤疤上开出的花

    苏砚做了个梦。

    梦里她又回到了七岁那年，站在父亲公司门口那条长长的走廊上。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门全都关着，磨砂玻璃后面透出惨白的灯光，像一排排沉默的牙齿。她听见父亲在走廊尽头那间会议室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她耳朵里。

    “老周，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你就给我一句实话——那份评估报告到底是谁签的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她听不见。但她看见父亲的背影一寸一寸地垮下去，肩膀塌成了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弧度。

    然后梦就碎了。

    苏砚睁开眼睛，病房里的灯光调得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清甜的花香，怪好闻的。她花了好几秒才想起来，那股花香是陆时衍昨天带来的栀子，用个矿泉水瓶剪成的花瓶插着，搁在床头柜上。

    她试着动了动左肩，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那枪子儿从她肩胛骨边上擦过去，医生说再偏两厘米就打到骨头了。当时在法庭上她根本没感觉到疼，肾上腺素飙得都快从耳朵眼儿里冒出来了，满脑子只想着得护住陆时衍——他要是出事了，手里的证据链就断了，导师那条老狗准得溜得比泥鳅还快。

    等法官宣布休庭、法警把导师铐走之后，她才低头看见自己西装上洇开的那片红，接着腿一软就栽倒了。

    丢人。真丢人。

    苏砚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堂堂千亿市值的CEO，在法庭上直接晕过去，被陆时衍横抱起来冲出去，外面那群记者拍得咔咔响。公关部李总急得当晚就发了三轮媒体通稿，措辞从“苏总受轻伤”一路升级到“苏总术后体征平稳”，越描越黑，网上已经开始有人编她“舍身殉职”的同人文了。

    她正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病房门推开了。

    陆时衍端着一个保温桶走进来，西装外套脱了，只穿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他看起来像是熬了至少两个通宵，眼眶下面那两团青黑都快挂到颧骨上了，但精神头还行，走路的步子依然是法庭上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

    “醒了？”他把保温桶放到床头柜上，自然地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不烧了。饿不饿？”

    苏砚看着他拧保温桶盖子的动作，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三个月前，这个人还是她在法庭上恨得牙痒痒的死对头。三个月前，他在质证环节一条一条拆她的专利逻辑，每句话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切得她体无完肤。那天庭审结束，她在停车场堵住他，用最冷的声音说：“陆律师，你这辈子有没有为钱做过亏心事？”

    他当时怎么回答的来着？

    “苏总，”他靠在车门上，神情淡漠得像是在聊天气，“如果你觉得专利侵权案是靠良心打的，那你的法务团队可以全部开除了。”

    那时候她恨不得把文件夹砸他脸上。现在这个人却在给她盛鸡汤，还拿了个小碗仔细地撇掉上面那层油花，动作熟练得像是做过几百遍。

    “你什么时候学会煲汤的？”苏砚接过碗，低头闻了闻。汤色清亮，浮着几颗枸杞和红枣，卖相居然不差。

    “昨晚现学的。”陆时衍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语气平淡，“薛紫英走之前给的方子，说是她奶奶教的补血汤。我照着视频做了三遍，前两遍都糊了，这是第三遍。”

    苏砚差点被汤呛到。

    “你让薛紫英教你煲汤？”

    “她主动给的。”陆时衍看了她一眼，“怎么，醋了？”

    苏砚没理他，低头喝汤。汤的味道确实不错，咸淡刚好，隐隐有股当归的苦香。她喝了大半碗，才把碗放下，盯着碗底剩下的几颗枸杞，忽然开口问了一个她醒过来之后一直没敢问的问题。

    “薛紫英走了？”

    “走了。”陆时衍的声音没有太多起伏，“前天上午的飞机，去多伦多。她说那边有个法学院的同学开了家华人律所，缺合伙人。”

    “你送她了？”

    “送了。送到安检口。”

    苏砚点了点头，没再说话。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只剩空调送风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救护车鸣笛。

    她不是吃醋。至少不完全是。薛紫英这个人太复杂了——她既是陆时衍的前未婚妻，又是被导师胁迫的可怜人；她做过背叛陆时衍的事，又在最后关头潜入资本总部偷出了核心交易记录，那份证据在终极庭审上直接把导师的退路全部堵死。没有薛紫英的那份证据，导师的定罪不会那么干净利落。

    苏砚跟薛紫英只正经聊过一次。

    那是薛紫英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跑到医院来，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表情像是来做最后告白的死刑犯。

    “苏总，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苏砚当时刚换完药，左肩包着纱布，只能歪着靠在床上。她打量着门口这个女人——薛紫英穿着一件素净的米色风衣，头发随意扎着，脸上没化妆，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她长得不算惊艳，但五官周正耐看，身上有种书卷气，是那种让人第一眼就觉得“这人应该是个好学生”的类型。

    “进来吧。”苏砚说。

    薛紫英走进来，把水果放到床头柜上，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是来面试的应届生。

    “我来跟您道个歉。”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之前因为我的原因，给您和陆时衍添了很多麻烦。我不指望您能原谅我，但我觉得应该当面说清楚。”

    苏砚看着她，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大多数人道歉的时候都会本能地替自己辩解，会用各种“但是”来稀释责任的分量。但薛紫英没有，她就那么直直地坐着，把话说完，然后安静地等待审判。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聊吗？”苏砚问。

    薛紫英摇了摇头。

    “因为我调查过你。”苏砚说，语气不咸不淡，“你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陆时衍的律所干了三年，业绩全所前三。后来你跟导师那家律所签了约，走的时候带走了陆时衍三个重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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