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回鞋柜最里面的格子里。
走回客厅，咖啡已经凉了。他把两杯都倒进了水槽，杯子冲洗干净，倒扣在沥水架上。
回到书房，重新打开电脑。他把薛紫英给的U盘插进去，里面的文件比苏砚的复杂得多——有银行流水的截图，有聊天记录的截屏，有几段录音，还有一个加密的文件夹。
他试了几个密码，都不对。最后他输入了导师的生日，不对。输入了导师的执业证号，不对。他想了想，输入了导师第一个大案子的判决日期——这个日期他太熟悉了，那是导师一战成名的案子，也是他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导师的日子。
文件夹开了。
里面只有一份文件，是一段视频。像素不高，像是用老式手机偷拍的。画面里是一个会议室，长桌两边坐满了人。桌子的一头坐着他的导师——头发还是黑的，比现在年轻不少，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表情严肃，像是在主持什么重要会议。
导师对面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普通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他低着头，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手在发抖。
陆时衍认出了那个人。
是苏砚的父亲。
视频没有声音。只有画面在动——导师在说话，嘴巴一张一合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熟的稿子。苏砚的父亲偶尔抬起头说几句，但每次说完，肩膀就塌下去一点，像是一个人在往坑里掉，每一次挣扎都让他陷得更深。
视频的最后，苏砚的父亲站起来，把面前的文件拢了拢，抱在怀里，低着头走出了会议室。导师坐在原位，看着他的背影，脸上的表情——陆时衍把画面定格，放大——
导师在笑。
不是那种得意的、张扬的笑。是一种很淡的、很克制的、像是在心里默默记了一笔账的笑。
陆时衍把视频关掉，把U盘拔出来，和薛紫英给的那张纸放在一起。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证物袋，把两样东西都装进去，封好口，在袋子上写了一个日期。
然后他拿起手机，给苏砚发了一条消息：明天见一面。有进展。
发完之后他又打了一行字，看了看，删掉了。又打了一行，又删掉了。最后他什么都没加，只发了那八个字。
苏砚的回复来得很快：好。几点？
上午九点，你公司楼下的咖啡馆。
好。早点睡。
你也是。
陆时衍把手机放在桌上，关了台灯。书房陷入黑暗，只有电脑的电源指示灯还亮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光点，像是黑暗里的一只眼睛。
他坐在黑暗里，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那个视频里的画面——苏砚的父亲低着头走出会议室，肩膀一塌再塌，像一座正在坍塌的楼。而他的导师坐在桌子那头，脸上挂着那个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笑。
他想起苏砚在咖啡馆里说的那句话——“我算计的东西和她不一样。”
她现在知道了。知道了自己父亲当年是怎么被毁掉的，知道了是谁下的手，知道了这一切不是意外，不是市场波动，不是经营不善。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被人反复演练过的、蓄谋已久的谋杀。
不是拿刀的那种谋杀。是拿法律当刀、拿证据当子弹、拿一个又一个人的信任当垫脚石的谋杀。
而那个扣下扳机的人，是他的导师。
陆时衍睁开眼，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新城灯火通明，和他刚才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但在他眼里，那些灯光变了一种颜色——不再是暖黄色的，而是冷冷的、青白色的，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把所有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一点阴影都不留。
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了那个U盘。
很小，很轻，指甲盖那么大。但拿在手心里，沉甸甸的，像是握着一块石头。
天快亮了。远处的天际线上，云层开始发白，一层一层的，像是被人用刮刀抹上去的颜料。最底下那一层是深蓝色的，往上变成灰白，再往上变成鱼肚白，最顶上已经透出了一点点金色。
陆时衍看着那片金色，站了很久。
他没有想苏砚，没有想薛紫英，没有想导师。他在想一个人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和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到底差了什么。
差的不是钱，不是公司，不是那些文件。
差的是相信。
苏砚的父亲走进那间会议室的时候，还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相信法律是保护人的，相信做了三十年的事是值得的。走出那间会议室的时候，这些东西全没了。
不是被人抢走的，是被人一点一点地、用合法的方式、用漂亮的措辞、用滴水不漏的证据链，从他手里骗走的。
陆时衍转过身，背对着窗户。
桌上那个证物袋安安静静地躺着，在电脑电源指示灯微弱的蓝光里，泛着塑料薄膜特有的冷白色。
他走过去，把证物袋拿起来，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拉好拉链。
然后他关了电脑，关了灯，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他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是被人用白漆刷过一遍。但他总觉得上面有什么东西——是影子，是光斑，是某种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东西，在头顶上盘旋，像一只不肯落下来的鸟。
他闭上眼睛。
明天的太阳升起来之后，有些事情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