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似乎並不出奇。
但被李承乾如此系统地提出並联繫在一起，便產生了一种奇特的解释力。
他隱约感觉到，太子似乎触摸到了某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底层逻辑。
“儿臣浅见，”李承乾观察著父皇的神色，小心翼翼地继续阐述。
“此三者，並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尤以这生发之力，最为关键。一般而言，这生发之力的高低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相处之规的具体样貌。”
他尝试用歷史来佐证自己的“思考”。
“儿臣试以史实验之。譬如商周之时，为何行井田制，八家共耕公田？”
“盖因彼时农耕之术粗陋，多为木石之器，效率低下，非聚眾合力，不足以抵御天灾、完成耕作。”
“此乃是低效的生发之力，决定了必须集体劳作的相处之规。”
李世民目光一凝，这个解释角度，与他以往所读史书强调的“先王仁政”有所不同，更侧重於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至春秋战国，”李承乾越说越顺畅，思路也越发清晰。
“铁製农具与牛耕逐渐推广，一个五口之家，凭藉自身之力，便可耕种更多土地，產出更多粮食，足以养活自身並略有盈余。”
“这生发之力提升了，於是，那依赖集体协作的井田制，便逐渐瓦解，被以家户为主的耕作方式所取代。”
“列国变法，如秦国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正是顺应了这生发之力变化之势，调整了相处之规，故能释放民力，富国强兵。”
李世民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
將秦国的崛起与这“生发之力”和“相处之规”的变化联繫起来，这个视角极其新颖。
却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了解那段歷史的新大门。
他脑海中瞬间闪过许多关於战国变法的记载，似乎在这一刻变得清晰起来。
李承乾没有停顿。
“再观前隋，煬帝时，工匠技艺不可谓不精，府库积累不可谓不厚，此可视为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皆有相当基础。”
“然其相处之规却大有问题。徵发无度，徭役过重，视民如草芥，极大地破坏、透支了那生发之力的根本——也就是民力！”
“最终导致生发之力枯竭，天下沸腾，相处之规彻底崩溃，便是亡国之祸。”
李世民震惊了。
用太子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在清晰不过。
李承乾最后將话题引回当下。
“反观我朝，父皇励精图治，行均田，定租庸调，此套相处之规”，在立国之初，有效地安抚了流民，分配了那最重要的“生业之本”——土地。”
“使得在隋末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生发之力得以恢復、发展，故有今日之初步繁荣。”
说到这里，李承乾话锋再次一转，语气变得凝重。
“然则，父皇，生发之力，儿臣以为並非一成不变。”
“隨著人口滋生，土地兼併之势隱现，均田制能否长久维持？”
“隨著边患频仍，战事规模扩大，租庸调所征之物力，能否满足庞大军需？
”
“隨著城市日渐繁荣，商贸愈发活跃，现有的工匠制度与市舶管理，是否又能充分释放工匠、商贾之生发之力，使其创造出更多財富？”
他看向李世民，目光灼灼。
“儿臣愚见，如今朝廷理財，往往只著眼於如何在那相处之规”中，设法汲取更多资源，如增加税目，或是前番发行债券。”
“却未曾深思，生发之力本身，没有切实的、质的提升，这等做法，便如同————如同竭泽而渔。”
“那债券所换来的，並非真正新增的財富，而是对未来財富的透支，一旦失信，危机立现！”
“轰——！”
李世民只觉得脑海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他猛地站起身，也顾不上帝王的威仪，在书房內急促地踱了两步。
李承乾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中许多积存已久的迷雾！
是啊！
朝廷上下，包括他自己，整日思索的，不就是在现有的盘子里，如何多分一杯羹吗？
如何从百姓、从商贾那里收取更多的赋税，如何应对一次又一次的財政危机？
却从未有人如此清晰、如此深刻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在於那创造財富的“能力”本身！
在於那“生发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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