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根本。”
“历朝历代，宗室亲王谋逆之事屡见不鲜，岂能尽归咎于个人品性？臣以为，其根源，在于制度！”
“制度？”李承乾一怔，这个角度让他有些意外。
“正是，制度。”李逸尘肯定道，开始引经据典，进行深刻的历史剖析。
“我大唐之前，历代于分封宗室一事上，教训不可谓不深。”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旨在屏藩皇室。”
“然不过数十年，诸王坐拥广土众民，自置官吏，掌握财赋兵甲，尾大不掉，终酿成景帝时‘七国之乱’。”
“若非晁错建言削藩、周亚夫力战平叛，汉室几危。此乃分封过重，赋予藩王实权之弊。”
李承乾点了点，这些都是他知道的。
“及至东汉，光武帝刘秀汲取教训，虽仍封王，然‘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藩王权力大减，故整个东汉，宗室为乱者鲜少。此可谓前车之鉴。”
李承乾若有所思。
“东汉之制，确实少了宗室之患。”
“然则，”李逸尘话锋再转。
“魏晋以降，尤其西晋，司马氏以为曹魏孤立而亡，复又大封宗室，并赋予兵权，出镇要地。结果如何？”
“‘八王之乱’骤起，宗室自相残杀，国力耗尽，最终引致‘五胡乱华’，神州陆沉，此乃惨痛至极之教训！”
“其根源，亦是制度赋予藩王过大的军政实权。”
他目光锐利地看着李承乾。
“反观前隋，文帝杨坚代周而立，对宗室防范极严，诸王虽有名号，却近乎圈养于京师，无实权亦无地盘。”
“故隋一代，无宗室之乱，然或也因宗室无力，在杨广失德天下皆反时，竟无一支宗室力量能有效匡扶社稷。”
“先生说的在理，分封权重则易生乱，不分封或过度削弱则皇室孤危……这其间分寸，着实难以把握。”
“殿下明见，正是此理。”
李逸尘微微颔首。
“再看本朝。陛下英明，于分封一事，实则已汲取前朝教训。”
“诸王虽有封国，然多为名义，长史、司马等王府主要官员皆由朝廷任命，掌实务，亲王本人往往留居京师，或即便就藩，亦受严格监督，兵权、财权、地方行政权均受限。比起汉初、西晋，权力已大幅削减。”
“然则，”他语气一转，指向核心问题。
“制度虽定，其执行与细节仍有弊端。”
李承乾之前从未从这个角度深入思考过宗室问题。
在他的认知里，兄弟不睦、父子猜忌，更多是源于个人品性与私欲。
“先生的意思是，”李承乾缓缓开口，试图理清思路。
“即便没有阴弘智的怂恿，没有权万纪的严苛，李佑……或者别的宗室亲王，也可能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而走上类似的绝路？”
“殿下，”李逸尘的声音平稳而清晰。
“个人品性或许决定了一时一地的行为，但制度塑造了行为发生的可能与环境。”
“我朝立国已有二十多载，陛下对宗室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其间历经数次调整。殿下可曾细究过其中脉络？”
李承乾微微皱眉，努力回忆。
“学生记得，父皇登基之初，曾对武德年间滥封的宗室进行过一番整顿。”
“如永康王……不，后来的淮安郡王李神通，便被降了爵位，食邑大减。”
“不错。贞观初年，陛下下诏，‘凡无军功政绩者，一律降爵；有功者待遇不变’。”
“此举意在厘清高祖时期因功或因亲滥封造成的宗室冗滥，减轻国库负担，亦是对宗室的一种警示——爵禄非凭空而得，需有实绩支撑。”
李逸尘顿了顿，观察着太子的反应，见他听得专注。
“但这仅是第一步，针对的是远支或无功勋者。对于近支亲王，尤其是对皇子，政策则更为复杂。”
“父皇……似乎一直希望兄弟们能安分守己，莫生事端。”
李承乾想起李世民平日的只言片语。
“正是。贞观七年，陛下任命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时，曾明确提出‘早有定分’之理念。”
李逸尘引述道。
“陛下当时言道，让诸王及早明白自身职责，断绝其
第195章 但尚未形成完整、明确的制度。-->>(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