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用制度防止腐败，用权利制约权力

    建宁府，光复军统帅府接待室内。

    炉火微暖，茶香袅袅，将初冬的寒意隔绝在外。

    秦远与沈葆桢相对而坐，没有过多的寒暄与试探，两人的对话直接切入了最核心的议题。

    ——【统治的根基，基层的治理】

    秦远拿起沈葆桢那份《地方税制沿革与光复区治理刍议》，开门见山：

    “沈先生大才，此文纵览古今，洞见深刻。”

    “但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先生文中提及，自古皇权都想控制乡村，但是我观历代兴衰，其深入之方式与成效，差异极大。”

    “在先生看来，从秦朝到清朝，这‘皇权下乡’之策，其根本演变与关键差异到底在哪？跟我们现在在福建做的事，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沈葆桢早已料到必有此问。

    他轻呷一口清茶，温润的茶水仿佛也滋润了他梳理清晰的思路，从容开口，不紧不慢道：

    “统帅明鉴。要说明白这事，得从唐朝这个转折点说起。”

    “唐？”

    沈葆桢轻轻点头，如数家珍道：“唐朝以前，特别是秦汉时期，实行的是‘乡官制度’。”

    “比如‘什伍制’、‘乡亭里制’，按户口编排，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百家一里，千家一乡，分别设里长、乡长或称三老、啬夫。”

    “这些乡官虽然不是朝廷正式官员，但是由地方推举、官府认可的，负责教化、审案、收税、派役，实际上是皇权在乡村的正式代表。”

    “这个制度表面上看是乡村自治，其实已经通过这些‘乡官’，把皇权之网铺到了每个角落。”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言，此乃‘皇权下县’之明证，何来后世所谓‘皇权不下县’之虚言？”

    他话锋一转，切入重点：“但是隋唐之后，科举制度成熟，流官制度固定，这种'乡官'选拔制度就慢慢废弃了。朝廷派遣的州县官员，数年一任，如同流水，难以深入地方。而政务越来越繁杂冗沉，胥吏这个群体就快速膨胀，成了实际办事的人。”

    “胥吏者，王朝之爪牙，亦为地方之蛀虫。”

    沈葆桢语气沉重，“他们长期在地方，熟悉各种政务细节，收粮断案都要靠他们。皇权看起来是通过胥吏更深入地控制了乡村，但实际上这个权力已经转移、甚至落到了胥吏阶层之手。”

    “至明清两朝尤其如此，州县正官如同傀儡，胥吏反倒成了真正的‘地头蛇’。”

    “这正是顾亭林所痛心之‘百官皆虚，而吏胥皆实’之局！”

    沈葆桢沉声道：“皇权欲下沉，然沉下去的不是仁政，多是盘剥！”

    秦远此前对于胥吏的说法，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天下胥吏皆可杀”！

    此刻，从沈葆桢口中听完历代基层权力演变，对这句话的认识更深了。

    怪不得明朝后期，地方基层糜烂至此。

    而到了清朝，又催生出了如此变态的局面。

    “沈先生，请继续讲下去。”秦远对于沈葆桢的言论更感兴趣了。

    沈葆桢点点头，伸出两根手指，“基层权力第二个关键点，便是皇权与绅权的互相博弈。”

    “皇权想直接控制民力与财税，而地方乡绅，诸如退休官员、有功名的人、大族领袖，他们靠着他们的田产、声望和宗族势力，也想把持地方。”

    “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人口和赋税的控制权。”

    “乡绅不会主动把资源交给国家，所以想出各种手段，隐藏田地和人口，对抗皇权的汲取。”

    “朝廷为了应对，就不得不依靠胥吏去‘刮地皮’，反过来又加剧了胥吏对乡绅和百姓的压榨。”

    “每朝每代的农民起义，其根由大多借由此而来。”

    “今天，太平天国起来造反，其中一个根源，便是这基层汲取之制已烂到骨子里，官逼民反！”

    说到这里的时候，沈葆桢眼中尤为的凝重。

    他提到湖南骆秉章、左宗棠的“公局政治”，认为那是无奈之下“以绅权代胥吏，暂补皇权之不足”，虽聚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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