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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站在血泊边,对着张福臻等人大谈其“追剿为上,以杀止乱”的道理。
他神情冷峻,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平息乱局,匡扶社稷。
但洪承畴似乎全然忘记了,或者说,是刻意不去回想,自己也曾是这卑微众生中的一员。
论起出身,洪承畴比起这些饥民们也高不到哪儿去。
他自幼家境贫寒,十一岁时辍学,只能每天跟着母亲走街串巷,靠卖豆干勉强糊口。
如果洪承畴生在陕西,只需要一场大旱,顷刻间就能让他沦为食不果腹的饥民。
但他运气很好,生在了受灾并不严重的福建,而且还有族人办学。
在沿街叫卖豆干的间隙,他常常会跑到村中学塾外,踮着脚尖,偷偷听夫子讲学。
他的这份聪慧与勤奋,被当时的同族才子洪启胤先生看在眼中。
洪启胤见这孩子虽然衣衫破旧,但眼神中透着一股灵气,谈吐间也颇有见地,不禁起了爱才之心。
于是,洪启胤便将洪承畴收为弟子,不仅免除了他所有的束脩和生活开销,更是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在洪承畴的课业簿册上,洪启胤曾写下“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批语,可见其厚望。
而洪承畴也确实没有辜负恩师,他天资聪颖,又肯下苦功。
万历四十三年,洪承畴一举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三岁。
次年,洪承畴赴京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正式踏上了仕途。
二十四岁的进士,可谓是风头无两,然而,官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入仕后,也曾起起伏伏,在各个衙门间辗转,品尝过人情冷暖,见识过官场险恶。
多年以后,凭借着自身的才干与不懈的钻营,他终于爬到陕西督粮参政得位子上,开始在陕西官场崭露头角。
正因为自幼出身贫苦,洪承畴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刁民为何要铤而走险,聚众造反。
天灾连绵,百姓无地可耕,再加上官府横征暴敛,这才将他们逼上了绝路。
但为官多年,他同样也很清楚,大明朝的基层政府到底是什么德行。
朝廷对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束手无策;豪绅大户们良田万顷,却巧立名目,逃避赋税。
但国库空虚,开支浩繁,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钱。
无奈之下,朝廷只能不停地向农民征税,而这也导致了陕西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
面对这种上层无力,下层贪腐的情况,洪承畴逐渐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剿匪理论”。
在他看来,既然朝廷无力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
面对这些刁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杀。
杀他个人头滚滚,杀他个血流成河!
只有把这些吃不上饭的刁民们给杀干净了,才能有效地缓解因为人口过多而造成的粮食压力,进而维持住朝廷在陕西的统治。
洪承畴的这一观点,倒是和数百年后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出发点和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但在通过削减底层人口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一点上,逻辑惊人地相似。
有了这样一套理论作为支撑,洪承畴在战场上杀起俘虏来,自然是心安理得,毫不手软。
在他初出茅庐的韩城之战中,他便下令将三百俘虏,无论男女老幼尽数诛杀。
而这一战也打响了他洪承畴“知兵”的名头。
崇祯也因此对其青睐有加,不久便擢升其为延绥镇巡抚,继而升任三边总督。
每一次屠杀,洪承畴来都能积累战功,转而带来官职的升迁。
所以品尝到了“杀人升官”的甜头后,洪承畴也愈发坚定了自己的那套剿匪理论。
陕北的一个又一个饥民,成为了洪承畴在官场里青云直上的垫脚石。
而这样的杀俘行为,自然也会遭到像张福臻这种官员的抵抗,但洪承畴自有办法。
一封措辞严厉的奏疏,从边墙直送京师。
奏疏中,洪承畴不仅详细的汇报了自己在铁角城“大破贼巢,斩首数千,俘虏尽诛”的赫赫战功;
并且还特意点名了延绥镇巡抚张福臻“心存妇人之仁,险些纵走贼酋,贻误战机”云云,请求皇帝圣裁。
崇祯当然也明白其中深意,为了安抚鼓励洪承畴,同时也为了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在剿匪战事中瞻前顾后、心慈手软的官员;
崇祯
第151章 大军压境-->>(第1/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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