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第和所有老度支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数字听着不少，实际上问题一大堆。
因为粮食不是帐面，有地方是陈粮，有的甚至可能都霉了，这些都需要筛检。
而一些地方的仓库帐实不符，能提出帐面上的七成就算不错了。
更关键的是，一百一十万石也只是个保底，一旦战事迁延，或者进展不顺，这数字就不够了，所以要立刻着手准备。
怎麽准备？还是得靠和汆，也就是去市面上买。
董光第为何在父亲说和汆军粮的猫腻时不说话？
因为这个环节是度支官真正显示本事，也是最容易捞油水的地方。
杜琮当时坐镇扬州总筹，下面具体办事的，就是董光第这些干吏。
董光第当时就是去江州地方上和汆的。
去外藩和汆军粮也是此时藩镇的共识了，毕竟在本地大规模买粮，会推高本地粮价，引起民怨。而且粮商晓得你这边用大兵，马上就能把粮价涨起来。
对於这种，你除非杀头，不然是解决不了的。
但一直杀头，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一般各藩的度支都会在其他藩镇都设置邸店，专门在某些藩丰收、粮多、价相对低的地方收粮。而保义军因为将生意做得通江达海，又比寻常藩镇更得便利。
光大商行现在都把邸店开到日本了，更别说沿江的核心区了。
其中，江州因为有鄱阳湖，环湖一带土地肥沃，向来是粮食重要产区，且就靠近长江，粮食可以顺流直下，所以保义军自然早就在江州设置了相应的邸店，
此外，江州就在保义军安庆对面，几乎就在眼皮底下，各方面都吃得住。
董光第去江州和汆自然一点难度没有，纯添功劳。
当然这种好事也就轮得到董光第了，毕竟谁让你没个好妹妹呢？
到地方後，董光第唯一要做的就是定价，就是按什麽价格来收粮。
这是最微妙的一环。
定价太高，国库吃亏，也容易引来投机商囤积居奇；定价太低，粮农和粮商不愿卖，收不上粮耽误军机。
当时度支司给出的指导原则是，依市价稍增，以诱粮源。
可这个稍增是多少？市价又是多少？这里面操作空间就大了。
不说别人了，就董光第自己，当时九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七百五十文到八百文之间波动。
而他们对外公布的和汆价是八百二十文到八百五十文，的确只是稍微增价了。
但具体执行时，董光第手下有的是厉害人物。
董光第是空降过来的，但设置在江州的光大商行的吏员，却是紮根许久，有的甚至就是江州地方的土这些人事先就和当地大户、粮行通气，实际上成交价只有八百文，甚至更低而那多出来的二三十文差价，就以各种名目流入保义军江州邸店的口袋。
所以董光第来後，没多久就将要收的粮食给收齐了，然後地方邸店的孔目就送了一万贯的光大钱行的茶钞。
董光第家是大土豪，自然是看不上这点钱的。
但他也当了七八年度支官了，晓得他不拿，下面的人怎麽拿？
下面的人不拿，这事怎麽办得下去？
於是，董光第收下了这一万贯，但是他却亲自盯了这批粮食。
因为他晓得，一些比较心黑的，不是只挣什麽差价，而是直接在计量器具上做手脚。
大斗进，小斗出，帐面上是按高价收了足额粮食，实际入库却打了折扣。
又或者用劣粮充好粮，总之只要能挣钱，这些人什麽都敢做。
董光第也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只要大体上能把粮食收上来，运到前线，不耽误打仗，他也只能对一些惯例睁只眼闭只眼了。
其实最上头的杜琮使君对此难道不清楚吗？只是觉得不过分，通常不会深究。
其实也没时间追究。
当时度支上下为了南征之事，简直忙得起飞。
因为买到粮食只是第一步，更大的考验在转运和储存。
一百二十万石粮食，如此庞大的数量从四面八方通过河船、江船运到庐州、和州、扬子戍这些粮站。再通过小船、车辆运到三路大军的各个军营寨堡。
打过江之後，军中度支又要将江北粮站的粮食转运到润州、宣州、池州，这个过程中，损耗惊人。比如漕船可能遇风浪倾覆，车马可能遇雨淋霉变，民夫可能偷盗，仓鼠雀鸟更是防不胜防。当时度支算的损耗标准是百里损耗一成，长途转运，损耗两三成是常事。
所以实际采购和调拨时，度支又必须多备损耗粮，这在帐目上很清楚，但实际上谁晓得损耗哪里去了。整个南征期间，董光第作为度支司干吏，深度参与了整个後勤事务。
所以董光第很清楚，军粮从计算、调拨、采购、转运到最终进入兵卒口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大把大把捞钱。
这能避免吗？
董光第很负责地讲，避免不了！
毕竟报告上来翻了船，你去查了後，人家真就船翻了，至於船里是沙子还是大米，你难道去打捞？还有，一些情况也是真的，你要是上纲上线，反而是要把办事的人往死里逼！
正因为真的事和猫腻的事混在一起，这才成了潜规则。
本来董光第也是一直这麽想的，司里的那些老度支也是这样说的。
可当他晓得新上任的吴玄章就是要查这些黑帐，董光第还是觉得喉咙发乾，手心冒汗。
他参与其中，有些事他知道，有些事他隐约有感觉，有些事他可能也被蒙在鼓里。
如今吴玄章要彻查，这把火，会不会烧到自己身上？
又想了一遍，董光第决定还是要和父亲开诚布公谈一下。
父亲说的对，不能让妹妹在宫里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