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现代人类与现代猿类拥有共同的远古祖先，‘人猿同祖’这一观点经过无数化石与基因证据验证，已是无可辩驳的科学定论。”
马文庸凑过来，半开玩笑地问：“我听说达尔文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他当年乘坐‘贝格尔号’军舰进行了长达5年的环球航行，沿途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进行了大量观察和采集，回国后出版了《物种起源》，提出了震惊世界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彻底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是不是可以说，是他把人类从‘上帝造物’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的？”
“何止如此。”青缘放下笔，若有所思地回答，“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领域能直接证明‘从猿到人’进化过程的化石材料还非常稀少，他只是基于海量的观察数据提出了科学猜想，并大胆预言了人类与古猿之间的亲缘关系。”
马文庸又说：“我还知道，恩格斯曾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高度评价它对人类认知的杰出贡献。但他也指出，达尔文的理论过于注重动物属性的心智演化，忽略了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关键推动作用，这是一个重要局限。”
鹤云飞一直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古猿的动向，这时插话道：“恩格斯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的，他强调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劳动的首要作用，所以认为达尔文只看重心智发展而忽视劳动价值的观点有失偏颇。我觉得应该用更辩证的新视角看待劳动与智慧的关系，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马文庸赞同道：“队长说得对。劳动能促进智力发展，而智力提升又能优化劳动方式，两者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如果只强调其中一方面而刻意抹杀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么人类起源的完整进化链条就无从谈起了。”
郭振虎下意识地摸出腰间的大烟袋，手指在烟杆上摩挲了几下，想了想又轻轻放回腰间，他显然意识到在这种需要隐蔽的环境下，抽烟很可能暴露目标，只好暂时按捺住烟瘾。
郝小雨还是有些执着地问：“说了这么多，研究这些远古古猿对我们现代人类到底有什么实际好处呢？”
“好处其实很多。”青缘认真回答，“比如通过研究它们的遗传基因，对比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基因序列差异，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追溯自身进化历程，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根本问题。只可惜受限于技术和化石保存条件，现在我们对古猿的基因信息还一无所知。”
说罢，她抬头望向远处在树丛中活动的古猿群，眼神里充满了探究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