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兔于弱，政不兔于乱，此其故何也？
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未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迭，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
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
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傲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
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
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1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
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
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