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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罗拔三月底从港岛飞到伦敦。
抵达后，他与先期到达的安德森会合。安德森已经在金融城租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雇了一个华裔研究员和一个会说俄语的白俄姑娘。
两人开始频繁出没于东欧贸易论坛和各种酒会。
赵振国在京城遥控着这一切，每天查看伦敦发来的密电，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
期间，赵振国被通知去参加一个体改委的专题会。到会的除了部委官员，还有七八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学者和地市干部。
他排在第三个发言，前面两个讲的是“企业破产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教训与启示”。
“各位领导，我今天不谈理论，只讲一个案例。”他把黄罗拔在老家收购三个破产工厂的过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港商接盘的条件到工人的安置方案，从土地盘活到商贸城建设，每一个数字都精准到百位数。
讲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位戴眼镜的司长先开了口：“赵振国同志，你讲的这个‘零成本收购’模式，我们去年就注意到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全国都推广这个模式，会不会出现利用信息不对称、低价圈占国有资产的情况？”
赵振国早有准备：“司长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的建议是两句话：第一，公开挂牌，价高者得；第二，设定产业门槛，要求投资方在收购后承诺一定的技改投入和就业保障。投资方不是傻子，但地方政府也不是。只要规则定在前面，就不怕国有资产流失。”
另一个官员问：“那工人呢？工人愿不愿意被私人管？”
“我去三个厂子调研的时候，问过一个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他说：‘只要每月能按时发工资，谁管我都行。’”
赵振国停顿了一下，“各位领导，工人是最实在的。他们不关心企业姓‘公’还是姓‘私’，只关心月底能不能拿到钱养家。”
散会之后，那位司长把他叫到办公
1139、不是骗钱，是骗人。-->>(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