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李氏家奴，连同背后主使的李氏支脉族长，一并腰斩示众。
鲜血染红了高台，也染红了流民眼中的恐惧。
第三座高台上，堆放着从崔氏、郑氏等士族庄园抄没的粮草，侯君集命士兵当众拆封，用大锅熬成米粥，插着“皇恩浩荡”的旗帜分发给流民。
没有按新政的“三级审批”，没有繁琐的“领取登记”，只凭着刀光剑影，让饥饿的百姓第一次在灾荒中尝到了朝廷的“恩赐”。
与此同时，李象带着五千骑兵，直扑那些“防备流民作乱”的河北道士族家兵。
五姓七望的庄园外，厮杀声连日不绝。博陵崔氏的家兵刚列阵，就被骑兵冲得粉碎；荥阳郑氏的坞堡被火炮轰开缺口。
堡内的私兵被屠戮殆尽。
李象在战报里只写了八个字：“顽抗者，鸡犬不留。”
血腥的镇压迅速奏效。
州部粮仓的锁被斧头劈开，粮食如流水般涌向灾区。
工部的匠人带着征调的民夫，日夜不停地抢修河堤。
那些喊着“还我旧制”的流民，在目睹了高台的杀戮和米粥的分发后，只剩下沉默的吞咽声。
治理水患的效率也因这场铁腕而变得惊人。
侯君集不管什么“县工部征调流程”，直接派兵征用士族的石料场、木材坊，谁敢阻拦就地处决。
数万民夫在刀枪的监督下跳进浑浊的黄河，用沙袋、沉船、甚至活人，也就是那些被定为“阻碍者”的囚犯堵住决堤口。
这很侯君集。
半个月后，决堤的口子终于被堵住，虽然代价是数千民夫的性命和沿岸数十座士族庄园的毁灭，但黄河的水势终究稳住了。
消息传回长安一片肃然。
太极殿的朝会上，李承乾听着奏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知道，这半个月里，河南道的鲜血染红了黄河，也染红了他的龙袍。
“暴君”的名头，已经随着流民的口、士族的怨、甚至朝臣的窃窃私语，传遍了大唐的每一个角落。
有人说，太子为了保新政，杀了整整一个县的人。
有人说，他连赈灾都要用刀子逼着百姓干活，比隋炀帝都要残暴。
甚至朝堂不少百官都在叹息：“太子殿下这是在用血养新政，可血养的东西，终究是要反噬的。”
甘露殿里，李世民听到这些消息时，正在临摹《兰亭集序》。笔锋一顿，一滴墨落在纸上，晕开一个丑陋的黑点。
“他是怕了。”
李世民放下笔，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怕这场洪水冲垮他的新政，怕那些旧势力趁机反扑，所以才用最狠的法子立威。”
“可他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今天怕他的刀，明天就会恨他的刀，等到恨够了，刀就护不住他了。”
但无论朝野如何议论，皇权的威严终究在这场血腥镇压中达到了顶峰。
五姓七望的家兵被屠戮后，再也没人敢公开质疑新政。
地方上的“软抵抗”彻底消失，州部官吏捧着章程办事时，手心里的汗比以往更多。
就连最偏远的岭南俚人，也听说了河南道的杀戮，入籍的速度陡然加快。
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所有的不满和抵触都暂时蛰伏了下去。
李承乾在东宫的夜里，常常能听到窗外的风声，像是无数冤魂在哭泣。
他案上摆着河南道送来的“赈灾功过簿”，上面写着“斩三千余人，活流民五万”。
他知道这数字背后是怎样的人间地狱，知道“暴君”的名头会跟随自己一生。
但他别无选择，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当新政的根基遭遇天灾和人祸的双重冲击时，除了用最血腥的手段巩固权威，他找不到第二条路。
黄河的水渐渐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的滩涂。
而在这片滩涂之上，新政的框架在血腥的浇灌下，以一种扭曲而坚固的姿态，继续向上生长。
只是所有人都明白，那些被鲜血掩埋的怨怼，那些被暴力压制的矛盾，并没有真正消失。
它们只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等待着一个能将这看似坚固的皇权，彻底掀翻的机会。
而李承乾，这位一手缔造了铁血秩序的年轻太子，注定要在“暴君”的骂名和“明君”的理想之间，艰难地走下去。
但他不在乎。
伴随着新政的强势，如今李承乾手中的权力已经空前集中。
已经隐约超过了李世民。
有了权力，才是改革之后变法的开始。
李承乾很清楚，工业文明的底线，也要远远高于农业文明的上限。
只有中央集权，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