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粮价，以极其少见的高价，卖出封国租税所得的粮食，他们才有机会不借钱，甚至还一部分债。
所以，他们才不惜冒这么大的险，试图把握那个貌似千载难逢的‘良机’。
再有，便是一些自作聪明的投机分子。
他们大概率没参加吴楚七国之乱的平灭，手里的钱，没有多到让他们财富自由、安心享福；
与此同时，他们又有一点钱，或者说是有相当程度的信誉额度，能借来很多钱。
然后，他们就拿着这笔钱，以近乎商人的姿态，在当年那场‘盛宴’中下场囤积粮食，而后哄抬粮价，试图低买高卖，狠狠赚取一笔差价。
考虑到这个举动的风险极高，也不难判断出这批人，大概率也是债台高筑、开销极大，收入却相对单一的无能者。
结合此间种种，归根结底，刘荣当年借平抑粮价一事找出，并随后清理掉的功侯勋贵，其实就是汉家的功侯群体中，最不中用的那一批蛀虫。
他们宁愿接受爵位世代递降，也不愿意上战场为宗庙、社稷做贡献；
他们宁愿遭受骂名，也不惜从粮食入手，从贫苦百姓的嘴里抠食。
这样一批人，刘荣很庆幸自己能轻松甄别，并名正言顺的清理掉。
而在这些人被清理掉之后，剩下的功侯贵族们，自然就都是‘生财有方’的精英了。
上文提到，功侯贵族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搞钱，有白嫖封国百姓劳动力、操纵物价牟取差价等手段。
而这些手段中，收益最庞大且稳定，同时又极容易达成的，便是充当商贾的保护伞。
当然，不同于后世人认知中，拿钱办事，不干涉具体业务的保护伞——彻侯勋贵充当商贾保护伞，基本上是将商人极其家产‘整个吃下’。
商人自此成了功侯的仆从，商人的家产，也成了功侯牟取更大利润的本金。
从投效功侯之日起，商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用自己的家产为本金，用自己的本事为筹码，去为功侯源源不断带来利润。
期间，功侯们指头缝里会漏出些——毕竟功侯们‘大手大脚’的，指头缝宽点也正常。
双方各取所需——商人得以安心做生意，功侯得到钱多事儿少的收入渠道，双方一拍即合，两全其美。
明白了这些，回顾过太宗皇帝输粟捐爵后，汉家的商人群体的转变，再回归正题。
——太宗皇帝为了省钱，为了养军队，不惜那爵位出来‘卖钱’；
宫中女眷更是面无粉黛，裙不拖地，主打一个勤俭节约。
先帝老爷子稍逊色些，没抠门到那个份儿上，却也半点算不上大方。
父子两代皇帝，几乎是以传递接力棒的方式，把汉家原本空虚、穷的恨不能跑耗子的府库，给夯的结结实实。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和匈奴人干起来了，不至于再伸手朝老百姓要钱。
结果，历史上的汉武大帝，几乎没有任何意外的，辜负了父祖——尤其是父亲孝景皇帝的期望。
北逐匈奴，汉武大帝确实做到了，却没能尽全功。
晚年连战连败，直指轮台罪己诏颁行天下，几乎是把卫霍时期的所有对外胜利果实，都毫无保留的吐了回去。
与此同时，无论是卫霍时期的连续胜利，还是卫霍之后的屡战屡败，庞大的战时财政压力，都是几乎完全被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
后世人常讥讽道：生存环境恶劣，动物就会本能的停止繁衍。
但在汉武大帝一朝的汉室，这句极具讥讽意味的笑谈，却成为了现实。
——不是老百姓不生；
而是生了养不起、养不活、养不大。
土地兼并加剧，让太祖高皇帝赐予天下百姓的每户一百亩地，在汉武大帝年间，骤减到了平均每户不到四十亩。
老百姓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却也饿死、病死，甚至溺死、遗弃了一个又一个孩子。
历史上的孝景皇帝晚年，汉家人口从三千六百万到四千万，仅仅只花了五年时间。
五年时间，多了四百万人。
每年八十万
第615章 质变-->>(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