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哪……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厮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上，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你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扛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子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儿智广擦干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按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一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筒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疽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帽。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火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服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的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账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肋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枪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仔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穿警服的出错牌，八字胡一个劲抽烟，只有麻子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和。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儿，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眯着眼，晃着头说：“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三姑娘是听不了受刑人的惨叫声才急着到里院去。没想到“剿共班”的大堂就设在院子里，她到里院去非从过堂的人跟前走过不可。
院子东侧老槐树上挂了一盏发着绿光的煤气灯。树下摆了个桌子，桌子周围坐了胖瘦高矮不齐的几个人，有的穿着大麦穗皮袍子，有的披礼服呢大衣，他们脚下放了几盆炭火，桌上摆了几盘子香烟、洋糖、瓜子、花生，这几个人边嗑瓜子边小声说笑。桌子前边不远处，几个人站着围了半个圈子，手忙脚乱走进走出不知在干什。三姑娘不愿从桌前走过，就傍着西墙根下的几棵枣树走，智广跟她并排。走到枣树下边，三姑娘失声叫道：“哎哟！”忙低下头朝人多的地方走去，智广闻声抬头一看，才看见每棵枣树上都吊着一两个人。他们被双臂反剪上身前倾，脚尖点地，用绳子吊在树权上。上半身全给剥光了，有几个前胸后背都被打翻了花，横七竖八的伤口上凝着紫呈黑着的血块，猛一看竟和身边的树皮无法分别。有几个锁骨上下被刺刀捅了两窟窿，把铅丝穿过破口挂在锁骨上，下边坠了秤砣、石块等重物，血正顺着铁丝往那重物上流。这些人都在簌簌地发抖，轻轻地**，却无人大喊大叫。智广一下就想起城里死了人放焰火时挂的“十八层地狱图”。就在他这么一走神的工夫，三姑娘已走近这群围成半圈站着的人们了。
智广发现三姑娘已不在身旁，忙站住脚四下睃视。忽然围在桌前的那群人爆发出一阵哄笑，闪开一条道。三姑娘两手捂着脸像逃跑一样疾疾往里院方向走去，人们用笑声和目光直送她走到黑灯影里。在这一瞬间，智广从人们闪开的空隙间看到桌前放着条板凳，板凳上赤裸裸躺着个人，那人的脑袋倒仰在板凳之外，左右急剧地甩动着，有两个壮汉在板凳两侧不知忙些什么。他还想看清楚些，人群却又转过身去合拢起来了。只听坐在桌边一个人笑嘻嘻地说：“老三别捏着半拉装紧的了，你还没见过光腚的男人怎么着！”
人们又一阵哄笑。
这时三姑娘突然两腿一软坐在墙根地下了。智广追过去，蹲到她对面问：“你怎么了？”
三姑娘浑身抖成一团，上下牙咯咯碰得山响，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智广又问：“你受欺侮了？”
三姑娘抓住智广胳膊，带着哭声说：“娘啊，他们在一刀一刀地宰人哪！”
这时人群里又传出一声哄笑。只听门声一响，麻子班长叼根烟卷探出头来，不耐烦地说：“你们消停点，吵得屋里听不见叫牌声了，办屁大点事也一惊一乍的，没见过宰人哪！”
三姑娘打着冷战说：“你说这些人也是人肏的吗！老天爷就不给他们报应吗！”
智广说：“恶有恶报，三姑娘，你挺有良心。身在公门好修行，以后多帮帮好人的忙，也有好报。”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整，没有亮也崴不了脚。”
三姑娘说：“侄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鸡毛子喊叫的，这俩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子，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得干八路去。当了八路再投诚，上来就是个小队长。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金队长说了，只要他投诚，据点里的官随他挑。愿当宪兵工作队长，老金让位！”
“他答应了？”
“谈了多少回，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
智广沉吟一下，故意问道：“上回你们这儿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还出公殡？”
“就是这个，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腿锯下来了，人还活着哪！”
“为条腿还出殡？”
“那是诳八路的。说他死了，八路就不来救了。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
“他不会想法跑了？”
“一条腿往哪儿跑？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看快收口了，他就不来；估计烂得不行了，他又到了。皇军说，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随你挑。他仍然不说话。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天天自己用盐洗。金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其实怕他烂死，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皇军许了愿，他要说降了那个人，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他作个手势，住了嘴。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披着水獭大衣，里边是春绸皮袍，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问站岗的：“刚才谁在这儿说话？”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报告金队长，刚才是‘剿共班’的人跟这小孩说话。”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那边人已经散开了，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他又看看智广，问道：“你是哪儿的？在这干什么？”
智广说：“在屋里坐困了，出来透透气，我又没进你的院子，你管得着吗？”
站岗的说：“他是区长的侄少爷。”
金队长哼了一声说：“去把区长叫来，我有事找他。”
智广说：“我又不是你雇来的，你支使得着吗？”
站岗的说：“队长别跟小孩治气，我去叫。”
他跑了两步，把邓明三叫了出来，邓明三一见金队长，马上作揖说：“队长有什么吩咐，还不请到屋里去说。”
“屋里人多嘴杂，就在这儿说吧。”他凑近邓明三，压低声说：“刚才接了个电话，家父和贱内后天早车到县城，要上这儿过年。明天你叫人备两辆轿车子，后天一早去车站接人，多多打扰。”
邓明三说：“就去车，不派弟兄们保护一下？”
“派人的事我自己办，你就备车，不要对人讲，放出风去又招麻烦。”
“是，决不误您的事，不过老太爷和太太到来，这是喜事，一杯喜酒总要赏我哟！”
“那一定，这一路多半是你八区的地面，你又是地头蛇，我这一老一少交给你，出了事可找你说话。”
“放心吧，大白天没事。”
“车要头天去，在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才能接上早车，要不他们下了车没地方落脚。这个穷县城连家干净饭店也没有。”
“你放心，全包在我身上。”
“那就拜托了。唔，这位是你的侄少爷？”
“是是，我兄弟的孩子！”
“有出息，一点不惧官，长大是个材料。”
“借您的金言。”
“还有件事老兄海涵，老三今天那儿有事，叫你守空房了，你放心，明天一早原封不动还给你。我光叫她开盘，决不拉铺，哈哈。”
“玩笑了，玩笑了。”
邓明三又一阵点头哈腰，领智广回到屋内。原来那个抽老海的正替他打牌，见他进来，那人站起说：“快来吧，我给你连坐了四把庄了，明天得吃你的喜。来，刚掷了骰子，还没抓牌呢。”
邓明三说：“牌兴不换手！你先打。这半天我也光了，又忘了带烟膏子来，把你那药给咱来一口。”
那人从兜里掏出个粉红色钮扣大的纸包，递给邓明三。邓明三走到墙角坐下，掏出前门香烟在茶几上磕了几下。那人说：“你那烟不行，抽药非哈德门不行。哈德门烟松，一磕打前边就空了一截，还是找张锡纸坐飞机吧。”
邓明三已把香烟头上的烟丝捻出去一些了。他打开纸包，用小指甲挑了一撮白色粉面，倒进烟头。把烟举过头，仰起脸叼住，划了根火，对天深深吸了一口，半天憋住没喘气，然后舒舒服服地“哈”了一声，顿时精神起来。
智广看得恶心，便问：“三叔，你天天抽这个吗？”
“不，有大烟我不用白面，白面是用人骨头刮的，阴性。就是孙局长爱用它。”
“孙局长？什么局？”
抽老海的那人笑着说：“戒烟局，我就管戒大烟，还能自己抽它吗？”
智广又问其他几个人的身份，邓明三说穿警服的是警长，八字胡的是宣抚班长。警察所应有五个名额，所长住在县城，除去薪金再吃两个空额。这里实际就俩人，一个警长一个警士，白天警士专门负责向乡公所要供养，找妓女收乐户保护捐。警长办理良民证，一个证收五元成本费。宣抚班编制就三个人，班长吃了一个空额，还剩一个班员。这班员专门把新民会发的宣传画往各乡公所村公所分派。宣传画是免费领的，他当年卖画，一户一张大洋五角。没钱给粮食，鸡蛋也行。晚上那警士和宣抚班员自找住处，两个首领便躲到围子里来躲灾。
说了一阵，智广困了。邓明三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里。那屋盘着炕，烧着地炉，智广脱了鞋，和衣倒下马上睡着了。
八
第二天醒来，已是太阳一竿子高了。
智广随邓明三回区公所吃了早饭，就去找宋明通，向他报告昨晚从“宪兵工作队”哨兵那里听来的情况。
宋明通说：“看来昨晚那顿宴会是个关键，必须打听清楚昨晚队长和那过路干部谈判的结果。”
智广心想，此事只有找三姑娘打听，别处无人可问。自己若去找三姑娘既不方便，又难免引人注意，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找妓院的姑娘干什么？正这时，邓明三打发人来喊宋明通，他就又和宋明通一块到了区公所。
邓明三找宋明通是布置为金队长备车的事。交代完了，宋明通就去忙活。智广想出个点子，要邓明三去召唤三姑娘。
“三叔，你为金队长热心备车，可这小于在暗地给你拆台，你听说没有？”
“没有哇，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打我什么主意？”
“我听他那站岗的说，昨晚摆宴是跟那个八路干部讲条件。”
“这我知道。”
“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听说要是那人降了，给他个官做。”
“什么官？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全摆满了，总得拔一个再按下一个对不？你知道拔哪个坑吗？”
“哪个？”
“就拔你，他们站岗的对我说的。官小了人家不动心，官大了拔不动，就你这区长，名分不小，势力不大。答应那人要投降，叫他当区长。”
邓明三一听，立刻七窍冒烟，大骂了起来，说：“我做买卖还没这么赔过。弄了个汉奸帽子戴上，本还没收回来，就要撤我！我跟他拼了。这话靠实不靠实？”
智广说：“靠实不靠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无风不起浪。昨晚不是三姑娘伺候的饭局吗，干啥不找她来问问？”
邓明三一迭声地叫人去喊三姑娘，外边答应着就有人去了。邓明三坐在炕上生闷气，刘四爷挑帘走了进来。
刘四爷看看智广，对邓明三小声说：“我要走了，你还有啥吩咐的，叫大侄子出去躲躲？”
邓明三说：“他是那边的人，也不必背他了。你把这两集收的税钱交给抗日区长，说这是我们代收的，不敢留下。另外那二百，是我个人送的慰问品，请八路同志赏脸收下，只要给我条后路，我决不干‘剿共班’那样丧天良的事……”
正说着，外边喊三姑娘来了。邓明三就住了嘴。
三姑娘睡眼惺忪，披散着头发，似乎比昨天老了十年。一进门先打哈欠，懒洋洋地说：“刚合上眼，你又叫魂。”
邓明三没好气地说：“昨晚上卖了力气了，没少得赏吧？”
三姑娘似笑不笑地说：“你又不赎我从良，还不叫我做生意，我怎么混世？”
“混世的才要讲个良心义气。”
“我哪点没有义气？”
智广冲三姑娘送个眼色，笑笑说：“三姑娘别当真，我三叔是心里着急。他想知道金队长昨晚宴客的情形。”
“有啥说啥，干吗拍桌子吓耗子的。”
邓明三问：“昨晚是请那个八路干部吗？”
三姑娘说：“干部不干部咱不知道，反正穿的是八路军的破军装。”
“金队长说啥哩？”
“他光叫我劝酒布菜，到说正事时候就把我支出去，叫我到他跟班的住的屋里去歇着了。”
智广问：“这么说你啥都没听见？”
三姑娘说：“中间隔着半个院子，那些小光棍见了我又嬉皮笑脸地光打哈哈，能听见啥？”
智广问：“一句也没听到？”
三姑娘说：“跟班的有两人留在上房听使唤，他们溜下来歇腿，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星半点。”
邓明三急问：“听到啥你可快说呀！”
“他们夸那个八路是硬汉子。”
邓明三问：“怎么硬法？”
三姑娘想一句说一句：“说金队长说，他们已经查出来这人是个大干部，决不会放他了。前些天给他出了假殡，八路知道他已死去，也不会再来救他。当前就两条路。硬顶下去，决不让他过了这个年；表示合作，想当官给官做，不想当官给他一笔钱，送他去大地方享福。”
邓明三问：“许他什么官？”
智广使个眼色说：“是叫他当区长，替我三叔吗？”
三姑娘说：“人家金队长说，想当区长就当区长，想当队长就当队长，想顶哪个角就叫哪个角让位。有皇军做主。”
邓明三忙问：“那人说要干啥？”
三姑娘说：“硬就硬在这里，人家一个字不吐，连大气都没出。金队长没办法，就叫人拿了一套新棉裤棉袄来，对他说，你不愿说话也行，自己把这衣裳换上，就算讲和了。你要自己不穿，年初一我们当寿衣也要替你穿上。”
邓明三问：“换了没有？”
三姑娘说：“人家还是一句话没说，衣裳也不接，自己站起来回到他的房子去了。”
邓明三这才舒了口气，骂道：“这些贼攮的，就得八路军治他们。来，老三，给我烧口烟吧！人家那才叫汉子，咱是□王八！抽烟，活一天算一天！”
刘四爷告辞出去，智广也跟着出来，又回到了宋明通处。宋明通听了智广的报告，说道：“这就好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办完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智广问：“什么任务？”
宋明通说：“今天，必须在今天，你想法进宪兵工作队见那人一面，告诉他组织了解他的表现，叫他坚持下去，组织上设法营救他。”
智广说：“这宪兵工作队可不好进，昨天我都到了门口，还给拦住了！”
宋明通说：“你不是认识了两个兵吗？汉奸再硬也怕主子，到他主子那儿想想办法。爷们，想想那个同志的英雄劲，咱有再大困难也比不上他难吧！我知道你准能想出办法来，叫他们知道，老八路厉害，小八路也不熊！”
一顶高帽，把智广戴得心里火热，自己也觉着自己是天下少有的能人了。他拿上存着的另一条烟，直奔洋楼而去。他出门的时候，见刘四爷和宋明通把头凑在一起嘀咕了些什么，然后跨上他的小毛驴，飞跑出村了。
九
上午十点钟，智广到了日军兵营。
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工地上收工了。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有女歌星，有“万才”，还有“文乐”。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杉槁，搭台子。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有个日本军官，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冲了两次没蹬上去。他下了车，脱下呢大衣，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一扭头看见智广，就说：“小孩，过来。”
智广走到了他近前。他指指大衣：“你的，你的……”
他下边说不出来。智广就用日语说；“要我帮你拿着吗？”
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说日语？”
智广说：“会一点点。”
“好，你拿着，我冲上去。”
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冲到中途，车停了，还没倒下，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他从车上跳下来，把车一扔喊道：“万岁，万岁。”他不再管那辆车，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摸着智广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郎。”
“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
“不，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
“好，好，你在哪上学？”
“天津，我家在天津，到这儿看亲戚来了，区长是我亲戚。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
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军官问智广：“你会骑自行车吗？”
智广说：“还骑不好。”
“骑上，到我那里玩去！”
智广骑上车，摇摇摆摆。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哨兵立正行礼了，他才撒手。哨兵也不再问智广，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
这个三角形的城堡，门开在朝西的一面，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相距有一里来地。进了围墙，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沿着围墙，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全用红白两色的布条缠了起来，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武运长久”的毛笔大字。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军官领智广到了坐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
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军官脱掉大衣，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并没有星，不过是个准尉。
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矮个儿，胖墩墩，脸上挺死板，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他问智广：“能念吗？”
智广念道：“苦力果。”
“好，送给你过年。”
“谢谢。”
“你到这儿很久了吗？”
智广说：“有一星期，不，十几天了吧！”
准尉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还有，他们对皇军很害怕。警备队，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是吧？不像天津，是吧？”
“好像是。”
“是啊！没办法，战争！”
准尉说到这儿，点起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他吐得很圆，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一个还没散，一个又追出来。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
这时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可烧的是木柴，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智广问他：“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
“好！”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动一下，问道，“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去吧！”
“谢谢了。”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
“唔，你的朋友是谁？”
“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
“晤，他们住在对面。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加藤先生吗，”智广转了转脑子说，“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听我在唱日本歌曲，就和我认识了。”
“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准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好几天了。”
“是的，那个伤员，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那个人……唔，你去吧，去吧。”
智广到对面屋子找到了片山。
这屋里也是榻榻米，一个铺两副卧具。可有四五个士兵在屋里说笑，榻榻米上放着一块“栗羊羹”，一瓶啤酒，几个桔子。见智广进去，片山就说：“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小朋友。”
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士兵们很开心，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
智广说：“很可惜，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
片山推了那人一把说：“不要这样，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
那人说：“我是开玩笑，看他害怕不害怕。”
智广说：“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几个士兵全笑了，大家伸手去抢。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可他没抢到，气呼呼地说，“不行，把烟放慰问品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挑，这太不公平了。”
片山说：“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大家平分好不好？”
那人说：“不能给加藤，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
这几个人争了一顿，仍然把烟平分了。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片山赢了拿了“羊羹”，他送给智广说：“送你过年。”
这时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那个孩子还在吗？队长叫他去。”
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心怦怦乱跳。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发现邓明三、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两包点心，几瓶罐头，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可也没有怒气。
队长说：“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
智广说：“遵命。”
队长说：“请他们坐下，唔，你也坐下。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
邓明三、宋明通鞠过躬坐下，说是过年了，皇军辛苦，没什么表示敬意的，送来一点纪念品。他们把锦盒打开，里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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