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点

    ——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而作

    一

    在电影电视上见过的不算，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

    邓智广，十六岁就进过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困苦，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

    他在大连、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会说日本话，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就穿上学生制服，满嘴唱着“哇达西久鲁口满洲母斯妹……”往据点里钻。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有个从延安出发，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原说换成便衣，拿了伪造的“良民证”就乘火车去东北，衣服还没换，敌人来个“铁壁合围”。突围时他左腿中弹，被敌军俘去。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几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杀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惯例，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并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敌人并不派人尾随。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全送回据点去了，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据同时被俘的人说，他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这个过路干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谁也不知他叫什么，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名叫“宪兵工作队”。队员全穿便衣，说话南腔北调。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或抓到俘虏，全交他们处理。队长叫金城，据说是日本留学生，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来到不久之后，正逢马蜂坞集，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几个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上写“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宪兵工作队”的人荷枪送葬。走到集上人多处，送丧行列停下，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但皇军以武士道精神，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对投诚者热烈欢迎。这个八路军干部，生前已表示投诚，可惜负伤太重，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我们仍为之送葬。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欢迎他们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我们一定废弃前嫌，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任凭鸦啄犬食，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那干部若真投降了，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就选中了邓智广。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伪乡长，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他家有几亩地，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没有再续娶家室，只有一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点文化，会中医，也能打算盘。他有时教几天书，有时做几天买卖，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常常一走两三个月，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日军进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后从秫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鸡、鸡蛋、花生和白薯。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鸡也由老嬷嬷、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几十个鸡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尽管日本人还是大不满意，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烧水，弄吃的，有时还带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他对此并不着恼，说是老嫂子了，她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有人劝他，既这么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说外边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动。对于他的不肯出走，人们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有人算了账，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可能还搭上点儿。因为鬼子来的次数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个规矩，他筹集了多少吃用之物，报个账，由村里公摊。按账目他没多少油水可捞。也有人说，他出来支应日伪军，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为什么不治他呢？这似乎有理。但是，过年时抗日政府“拥军优属”，给抗日家属送红灯，却给他门口挂了个黑猪皮灯，又丧气又肮脏。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应日军的。最后就传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不再出去行医，是在外边丢了人，不敢再出去了。说是他最后那次出去行医，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药包、财物全抢光了，只剩下一个串铃还在手里。他没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后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个灯亮，走近了却是孤零零的一户看场院人家。他敲门求宿，里边不开门。他说：“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冻饿而死了。”

    主人隔着门说：“不是我不收你，我家正有病人，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要断气了，哪能招外人？”

    他说：“哎呀，咱们有医缘，我就是郎中。”

    主人说：“你别骗人！”

    他情急生智，立刻掏出串铃摇了摇。主人一听，大喜望外，连忙开门把他请进屋里。

    屋里有个收生婆伺候着产妇，产妇几经折腾，已经连**都无力了，张着口只喘气，小孩还没生下来。宋明通只会治食积奶积，跑肚拉稀，根本不懂产科。况他除去串铃，连治拉稀的药也没有了，怎么治呢？他又不能打退堂鼓，离了这个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会冻死。就绷着脸说：“别急，给我在偏房里生堆火，我去炼丹。半个时辰炼好，保你母子平安。”

    男主人只有一间放农具粮草的偏厦，在那里给他生了火。他进去关上门说：“可不许偷看，看了就不灵了！”

    烤了一阵儿火，身上暖过来了，他觉得处境不妙了。拿什么给人家催产呢？正在无计可施，忽见墙角靠着一辆独轮小车。车轮已卸下，两个轴承的地方，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他灵机一动。用手指剜下油泥，合了柴灰，团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丸，开门喊道：“主人，取仙丹去。”

    那主人本来对他半信半疑，一见真把丹炼出来了，立刻就换了笑脸，马上说：“我先去救人，回头给先生备饭。”

    宋明通说：“三更半夜，你也不要另备饭了，我炼了这丹，损了不少元气。有剩饼子、冷地瓜你拿点来，我先填补填补。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主人取走仙丹，送来两个高粱饼子一碟麻花咸菜。他把饼子烤热，就咸菜吃下肚。身外有火，腹中有食，又饱又暖，困劲就来了，不觉歪在火堆旁就睡了过去。正睡得香甜，忽然上房一阵忙乱把他吵醒，只听见喊：“快叫郎中，快叫郎中！别让他走了。”

    他听出是出了事，爬起来开开大门拔腿就走。主人闻声就追了出来，边追边喊：“先生，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觉得事不好，索性跑起来，外边雪大，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跌了个大马趴。主人从后边追上就抓住了他。

    主人把他扶起坐好，咕咚一声朝他跪了下去，叫道：

    “谢谢先生救命之恩，孩子生下来了，是个胖小子。”

    “啊？是了，我知道会生下来的。”

    “你跑什么？”

    “我这人救人从不受谢礼，怕你谢我！”

    “这样大恩我不谢谢还能为人吗？”

    原来产妇并非别的原因难产，只是接生婆外行，让她耗尽了体力，过分虚弱了，才产不下。那样的几粒“仙丹”人肚，能不恶心吗？一恶心胃就痉挛，胃一痉挛，腹肌就收缩。腹肌收缩，歪打正着，把个孩子推送下来了。主人只当仙丹灵验，硬是把宋明通接回家中。好吃好喝供养了数日。看看母子平安，天也放晴，这才送他一套紫花布新棉衣，打发郎中上路。尽管祸中得福，他却吓得不敢再出去行医了。

    此系传言，并无对证。但由此可见宋明通在众人心中是个比一般农民多几分诡计，而又不离大谱的人。

    三

    一九四二年腊月二十八，邓智广进了马蜂坞。

    这一天是大集。山东土话叫“花子街”，叫花子来集上募集年货，大小摊贩不得拒绝。这一带在大清朝时属“东临道”，是山东的贫困地区。马蜂坞地处津浦路德州车站东南，距最近的县城和火车站都在五十华里以上。没有河流，不通舟楫。抗战前不仅没见过电灯，连玻璃罩煤油灯也只有大地主大乡绅家才有。这样的地主百里方圆难有一户。惟一的商品交换市场就是集市。农民把家产的粮食、鸡鸭、手工编织的筐筐篓篓送到集上，换回火柴、海盐、德国针、西洋色。聘闺女娶媳妇还要添置化学梳子、苏州镜子、天津“月中桂”的鸭蛋粉、北京哈德门的猪胰子。马蜂坞是南北通衢官道，南下北上的生意人够不上火车，全靠人背马驮，走旱路必经此地。村中南北大街两旁，少不了有几家骡马店、小饭店。有一家药铺取名“大生堂”，门外立匾上写：“自办生熟药材吉林野山人参黄毛鹿茸”。他的药材其实是来往客商卖下的便宜货，并没有人参鹿茸。一家剃头店，张个幌子上写：“朝阳取耳，灯下剃头”。朝阳取耳属实，灯下剃头全虚。太阳落山各户就关了门，从不做灯下生意。

    抗战初期，日军只在县城和铁路线，并没深入到四乡。中央军撤到南方去了，马蜂坞一带真正成了“无政府区域”。有三两枝枪、五六个人就可以拉起个队伍，称作“团儿”，头儿姓张叫“张团”，头儿姓李叫“李团”；也有以“团长”的外号取名的。“胖娃娃”、“三江好”都可以成为团名，拉起团就可以找老百姓要给养、筹款、杀人、劫货。日本军还没到，老百姓先就叫自己人洗劫了一遍，集市自然就停下。后来从山西开来八路军，才把这些土团冲散，有的投了日本，有的归降八路，也有的投到南边找中央军去了。八路军便在马蜂坞安了大营，成立了抗日区政府。从此民兵集训、干部学习全到马蜂坞来，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自然也就恢复了集市。四年以前，日军也曾来扫荡过，他们来，八路就撤，他们一走一过，扫荡完仍回县城，八路军反扫荡完了也仍回马蜂坞。集市并没中断过。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军又来扫荡，一路走一路抓民夫，到了马蜂坞他们就不走了，用捻探条打着民夫为他们修炮楼夯围墙。日本驻军的头目是个少尉，少年得志，他认为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不使老百姓慑服，不能住安稳，便拿民夫开刀。每天劳动时，他严加监视，只要谁偷工减料，动作懈怠，或在言谈举动中有稍露反抗之意，下工时叫出队来，让他们跪在队前，当场让士兵用战刀来“试胆”，杀死的人他不许埋葬，而让人扛到村头各个路口暴尸示众。这几个炮楼修了三四个月，天天抓来新人，天天杀死几个，以致谁也说不清这三四个月间究竟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杀。只知足有半年光景，马蜂坞村头总有乌鸦飞、野狗跑，天黑后没人敢从那些路口走过。后来据点安稳了，日军少尉高升了，来接任的是个准尉。他和那少尉是两个学派，他主张宣威怀柔，同时并进，要装点“王道乐土”的太平景象，重开集市，这才命人把残碎的尸骨就地埋掉。但埋得并不深，一场雨过后，又都暴露出来，赶集的人们要从满地枯骨上走过。所以到这赶集的人，还没进村先就得到一个警号——这是个杀人不偿命的地方。死的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想法活下去，老百姓要过日子，货摊设在敌人刺刀之下，这集也还是要赶的。他们不像红卫兵们想得那么清高，宁可饿死也不到敌人据点去做生意。

    这村南北长，东西窄，邓智广从南边来，先进牲口市。一个麦场上，钉了些橛，拉了些绳，拴了些马牛骡驴。有搬着牲口脑袋看牙口的，有拉着牲口缰绳看腿脚的，场边一些经纪人东跑西说，把褡裢搭在胳膊上与人手捏手地讲价钱。过了牲口市是家什市，卖的是镐锄犁耙，竹笤木铁。再往里杂货市，这里就热闹了，卖针的把针当作飞镖，抓住一把扬手投出，颗颗钉在本板上。卖刀的把菜刀当成钢铡，按一捆铁丝在地，刀刀剁得铁丝寸断。卖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锯使，用它来锯木棒，锯得木屑四溅。卖瓷盆的爱将瓷盆当铜磐敲，拿它来奏乐，敲得丁当悦耳。这些人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唱。卖德国钢针的唱道：

    打败过黄三太的甩头一子，

    压下去小李广的百步穿杨，

    黑敬德抡起钢鞭来较量，

    打了它三天两后晌！

    卖木梳的唱的是：

    梳拢过王母娘娘盘云髻，

    调理过杨贵妃的八宝头。

    王三姐窑前把青丝理，

    穆桂英马上梳发鬏，

    昭君梳了个和番柳，

    孙二娘梳的是夜叉头。

    在表演中交货，在唱声中收钱，做买卖倒像是附带的小把戏，表演和唱才是正功。

    但他们的生意不算兴隆，原因是这集上少个棉线市。卖线卖布，是妇女们的专利，可女人们不敢到鬼子汉奸鼻子底下来抛头露脸。没有女人，这个市也就办不成，木梳和钢针也就少了主顾。当然，这集上也不是一个女人没有。日本军队没到这里前，这里还保持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风俗。日本军队和汉奸机关一到，殖民地社会的恶习颓风也随了来。城里有几家妓院，每到扫荡之后，年节之时，估摸大小汉奸的腰包里有几个不义之财时，便套上两辆牛车，载上几个姑娘，来开支店。她们并不长住，十天八天，汉奸们钱包里的钱抖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车回城。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店址，临时租两间房，地上铺上麦秸，就做生意。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给他们，多半租的是菜园场院的草栅更屋。有个把姑娘被某个汉奸头目看中了，交热了，就包她半个月二十天。那时她就堂而皇之地住进兵营或衙门里去做几天压寨夫人。

    邓智广来到集上时，正有这么位“红姑娘”招摇走过来。她上身穿一件翠绿挽襟软缎棉袄，下身着紫缎扎腿棉裤，两只脚缠得又窄又小，穿一双大红绫子绣花鞋。看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圆脸上浓妆艳抹，梳一根长辫，粉辫根，红辫梢，辫梢上坠着银坠脚。这副打扮，在当时也是城里少见乡间难寻的。乡下有这副头脚，没这等妆扮；城里人有这副妆扮，没这副头脚。

    她一走进杂货市，就引起一阵骚乱。散在货摊前的大小伪职人员，一下都聚到了她身边。

    “哟，三姑娘吗？好俊的行头！”

    “裹得好脚！”

    她左右应酬，嬉笑嗔骂，用手刮一下这人的头，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脚，在一群人追随下招摇走过。两边农民小贩，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臊得满脸通红，有人气得骂街，有人小声议论，有人大声责斥。邓智广也看得走了神，心想：“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这时肩上着了一掌，有人在耳边问道：“爷们，傻了眼了？”

    邓智广收住神，认出这个穿羊皮二大褂子、戴铜框眼镜、顶青毡小帽、拉着一头小毛驴的人是刘四爷。邓智广来的路上，对完成这次侦察任务还满有把握。到了集上，这点自信就开始下降了。这么大个村子，这么乱的地方，从哪儿入手呢？总不能一来就去找宋明通要办法。刘四爷这一巴掌，又把他的信心提起来了。

    刘四爷神秘地笑了笑问：“爷们儿，大年下的是来赶集呀还是来办货呀？”

    邓智广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刘四爷说：“我自有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四

    刘四爷久居农村，却不以务农为本。不做买卖不耍手艺，可逢集必赶；家中哪怕揭不开锅，可总喂着一头驴。他会点兽医，有几手绝活，最拿手的一招叫“火烧战船”。牛得了瘟病，人们多找他来治。他不用药不用针，只找主人要五斤烧酒、一床破被，把酒在牛身上擦遍，划根火柴，腾地一声，那牛眨眼间浑身起火，挣扎嚎叫。他趁势拿破被把牛蒙头盖脸的一捂。半个时辰之后牛连烧带吓出一身大汗，法到病除。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饭，带着治牛剩下的烧酒告辞而去，不另收费用。

    光靠这维持不了几口之家的生活，他就替人收税。

    这一带乡下距县城远，不论大清国的县衙门还是国民政府的县政府，谁也没法派人下乡到集上来收牲**易税。可这笔钱又是老爷们的衣食财源，所以从几百年前就留下个惯例，把四乡的税包给各乡地主乡绅去收。承包人打总向县里交一笔租金，领下执照，他们就凭这执照赶集收税。能包得起税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他们就再把各集口的税收分包出去。他从县里包税是先付后收的办法，转包时则改成先收后付。说好一集交多少钱，由收税人先去收，收完当天结账，把包银交完，剩下多少归收税人。要是收的不够包银，可以拖欠，但不能调免。收税人干的是没本买卖，这就要靠信用。

    按常理推断，干这勾当得有武装作后盾或是黑社会帮会势力作靠山，不然买卖双方不给钱怎么办？刘四爷决没有武装力量，因为他身后既没腆胸叠肚的汉子，手中也没有拿枪拿刀。帮会势力是否有也不得知，没见他摆香堂喝盟酒。但他收税从没遇见过麻烦则是事实。也许是山东受孔二先生影响深，多讲礼义，对这习惯了的交银纳税从无争议。令人费解的倒是他这收税竟然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北洋政府时他收，国民政府时他收，八路军来了成立抗日政府，虽不再把税包给私人，可还聘他为收税员。现在八路军退出了马蜂坞，他又来收。这次是替谁收，邓智广就不清楚了。邓智广并不因此就跟刘四爷生分。他什么集都赶，常把见到的、听到的敌人情况到敌工科汇报。邓智广知道组织上把刘四爷既不当基本群众也不当敌人看待，按现在说法，是个团结对象。

    五

    刘四爷在一家小饭铺近旁借了间小房，写了个“税务代办所”的牌子，遇五逢十马蜂坞有集他就把牌子挂上，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来存在小饭铺里。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几条长板凳。税是在集上牲口市收，收了钱他放到褡裢里另找地方去算账，这间屋从来不办跟税务有关的事。邓智广问他：“你既不在这里收税，要这间屋干啥？”

    他说：“朋友们赶集来有个歇腿喝茶的地方。”

    邓智广说：“歇腿就歇腿，喝茶就喝茶，挂这个熊招牌干啥？”

    他说：“有了这招牌，就算一路诸侯。鬼子伪军就少来找麻烦。有了这招牌，我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他们不好再捞油水。”

    邓智广问：“你现在这税到底是替谁收的？”

    刘四爷说：“主家不让说，我就不能多嘴。你多看看自然明白，明白了你也别问我，问我我还不说。”

    他又反过来问智广：“你来干什么？”

    智广说：“办点事。”

    “办啥事？”

    “我也不能说。”

    “用得着我帮忙吗？”

    “用得着。”

    “帮啥忙可得说呀。”

    “我得进据点里去。”

    “长期呆下还是看看就走？”

    “看情况再说。”

    “这忙我帮不了。”

    “你是怕沾麻烦？”

    “有这么点，不过我知道谁能帮这个忙。”

    “谁？”

    “邓区长，你们自己家里人。他有办法。”

    这位邓区长，大号明三，是邓智广的族叔。民国十二年山东大旱，他去天津找活儿干，邓智广他爹正在造币厂做工，就把明三保荐进了厂。后来直奉交战，天津大乱，邓明三伙同几个老乡，用锅灰抹了脸，抢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得势后追查这个案子，同案人有落网的，交待出有邓明三。邓明三早已带着钱财跑了，就抓保人。智广爹为他蹲了八个月大牢，花光全部家当才买出条命来。邓明三带着钱财回到山东，做起货栈买卖来，从此成了小财主。智广爹出狱后，邓明三曾派人送来几百大洋，向他致歉。智广爹把钱退了回去，声明不再认这个族弟，从此不与他来往。但邓明三对智广爹始终还是尊敬的。只要在路上碰到，还是笑脸相迎，口称二哥：“你别跟弟兄认仇呀。有难处只管说，你不来叫大侄子来一趟也行。”

    乡亲们认为邓明三还够义气，觉得智广爹过分死板。

    不知邓明三老了中了什么邪，忽然要过官瘾，花钱运动了汉奸区长当。这一来把他半世好名誉给糟践了。须知我那一方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对当汉奸却极为蔑视。人饿急了，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分用，这不算丢人。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

    邓明三当了区长才尝到挨人指脊梁骨的滋味，便极力找退路。八月节前他托人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来几箱药品，四十本学生地图（我们当军用地图使），带来一封信，愿意暗地为抗日军民做点好事，保证不当铁杆汉奸。我们收了他的礼，回答说谁好谁坏，抗日军民有帐，自会区别对待。

    刘四爷请智广吃了包子酸辣汤，然后锁上门，卸了招牌，拉上驴，领着邓智广去伪区公所。

    两人一驴绕墙根走小巷，来到一个骡马大店门外。门口贴着两张白纸条，一张写着：“第八区区公所”，一张写着“马蜂坞乡乡公所”。乡公所占着前院，院里地上铺了席，席上堆着白菜、猪肉、杀了的鸡、宰了的羊。六七个汉子正在搬搬弄弄，把这些东西分成数份，打捆装车。每个小独轮车上都贴着红纸条：“敬献××部队年礼一车，新春大吉”。

    刘四爷把驴交给一个人，说：“拴到槽上去。”便领着智广穿过前院到了后庭。一进天井就见东屋门敞着，里外坐着蹲着一些人，抽烟的、喝茶的、剥花生的、眼睛都瞧着屋内。屋内弦鸣鼓响，有个沙哑嗓子顺着调门唱道：

    诸位落座莫要出声，

    鼓板一打可开了正封。

    上一回唱了半本本半呼延庆，

    还剩下本半本半没有交代清。

    在哪里丢了到哪里找，

    哪里断了哪里接着听。

    一见到刘四爷，就有人招呼：“四爷来得巧，刚开书，听听吧！”

    刘四爷说：“你们倒会找乐子，区长在这儿吗？”

    那人没说话，把嘴便向后边一努，笑了一笑。

    刘四爷领智广从后门出了院，往东来到一个跨院门口。两个年轻人正在那为什么事争执，一个人上身穿着件军装，下身穿着条打补丁的套裤。另一个人下身穿着吊裤，上身却披着件大襟棉袄，两人的枪全靠在墙上。

    刘四爷说：“有话不在里边讲，在门口闹哄，区长知道不揍你们！”

    穿军装上衣的说：“就这一套军装，区长命令谁站岗谁穿。我来接岗，他光给我棉袄不脱裤子，这怨我骂他吗？”

    那穿大襟棉袄的说：“不是我不脱，我里边棉袄肥，这军装裤子瘦，不里外全脱就扒不下来。在这儿脱光了腚扒它，我不得冻下四两肉来吗？我进里边扒下再给他送来不行吗？”

    穿军装上衣的说：“站岗的不许动地方，你不送来我又不能找你去。碰上区长出来，说我军容不整，不又给我两耳刮子吗？”

    刘四爷作保，叫那人扒下裤子一定送来，这才和智广进了跨院。

    这院虽小，房子却很整洁，三间东屋门口分别贴着“财政处”、“秘书处”、“政务处”的纸条。三间西屋贴“军事处”、“自卫队”的纸条，正房三间写着“区长办公重地，闲人免进”。

    这房一明两暗。明间里当中摆个吃饭用的圆桌，四周沿墙放了几把椅子、几个茶几，用泥坯砌了炉子，炉子口坐着燎壶，一个跟班守着炉子打瞌睡，暗间门上挂了个绣花门帘，绣的是“鸳鸯戏水”。刘四爷示意叫邓智广等一下，他掀帘走了进去。过一会儿门帘又掀开，从里边探出个头来，却是宋明通。宋明通说：“你三叔叫你呢！”

    智广进到里间，只见当屋放着个红漆帐桌，抽屉上了铜锁。北墙下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宋明通坐着一张，方桌上是茶壶茶碗烟碟洋火，南边窗下一铺小炕。炕头放着炕柜，四扇玻璃门里镶着女明星画片，依次是周曼华、陈云裳、李香兰、白光。另一面墙上一幅日本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画，画的是女歌星渡边佳代。炕中间放着烟盘、铜烟灯、红木烟枪、小茶壶、水果盘。刚在集上见过的三姑娘蹲在地上扶着斗，拨着泡儿，邓明三歪在一边吞云吐雾，吸的声音有板有眼，满屋一股炒糊了芝麻的焦香。刘四爷正坐在烟盘另一侧数钱，捋他收来的大小票子。智广就坐到了宋明通旁边的另一张椅上。

    邓明三一口气把泡儿吸尽，赶紧呷了口茶，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来。这才说：“自己爷们，怎么不请还不进来呀？”

    智广说：“三叔如今做了官，不比在家里。”

    邓明三笑道：“爷们儿，别调理你叔。我这条命还不是在八路军手心里攥着？在那边还望你多美言几句哪！”

    智广看看那位三姑娘一眼有点动气了。邓明三立刻就感觉出来，笑道：“这是翠花班的三姑娘，最讲义气，最有良心，嘴也严。咱爷们说笑话，不用背她！”

    三姑娘机警地站起身说：“老爷们说话夹上我干什么？我又听不懂。刚才金队长派人传我；我正要跟区长请假呢，我去看看吧。”说完也不等邓明三答应，向屋里几个点点头，把各人茶杯满上，径自出去了。

    邓明三坐起身，啜着茶说：“这女人有心胸，日本人去班子里她从不接客。不用怕她漏风。说正经的吧，你三叔是怕鬼子没收我的买卖，不得已才花钱买个汉奸当，不是存心卖国。你来有什么事？用我帮忙尽管说。”

    智广说：“三叔既这么说，我要再执拗，就显着外道了。你能不能想法把我送进日伪军据点里去？”

    邓明三说，马蜂坞是个大据点，这底下又分好几处。最高的一处是“皇军部队”，在村东一里地，用砖瓦水泥修造成三角形城堡，人们叫他洋楼。外边围着壕沟、铁丝网，火力充足，安全牢固，里边全是鬼子兵。二等的是“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伪军部队。他们占了村北一家地主的宅院，抓民夫用土夯筑了一个小围子，围子上边有碉堡，外边有护城壕，中间开一座门，门外悬吊桥。天一黑把吊桥吊起，围子门锁上，外边闹翻了天他们也不再开门，也算能睡个安生觉。第三等的就些文职小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占用几间民房，支个门面。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寻宿。土围子里的剿共班是绑票出身，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围子内盖了几间平房出租。住一宿联银券五块，带妓女进去另收花捐，他还出租麻将牌，代办夜宵。一般的小职员既住不起，也不是武工队捕捉的目标，自然不会花这笔钱。可那些头头都是为发财而来，谁也不肯搭上命，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夜夜还是去住。

    智广问邓明三：“你也去住吗？”

    邓明三说：“我要不去住，他们就会疑心我跟八路有勾结。怎么别人怕八路来堵被窝我不怕呢？”

    智广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进鬼子的洋楼？”

    邓明三嘬了下牙花子说：“这个怕不行。连我过去办事也要先联络好，他们派人出来把我领进去。万一出点什么漏子，我也没法向八路方面交代。”

    智广说：“三叔满嘴说为抗日出力，一动真的就完了，我又怎么替你交代呢？”

    宋明通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这时插嘴说：“大侄子，别怪我多嘴，这事你三叔实在难办，找个容易点的来求他，他准帮忙。”

    智广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自己爷们我还能难为你吗，你今晚把我带进土围子去吧！”

    邓明三立刻答应说：“这包在我身上。”

    智广说：“说清楚，我可要进宪兵工作队。”

    邓明三把笑着吊上去的嘴角又拉下来了，点着烟，吸了几口说：“你可真能给我摆八阵图。土围子好进，这宪兵工作队可又难了。他们虽说和剿共班合住一个围墙里，可一宅分作两院，里边又砌了一堵墙。宪工队的人可以自由经过剿共班的院子出入，剿共班的人可不能进宪工队。出租的房子在剿共班院里。寻宿的人只能在这个院活动，进不了宪兵工作队。”

    智广不满意地说：“照这么一说，你是一点费劲的事也不给办了？”

    宋明通又出来打圆场：“先都别急，今晚区长把大侄子带进小围子，见机行事。只要能抓住机会，就让大侄子进去。话再说回来，大侄子你要处处小心，万一出了事，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连累三叔。”

    智广说：“那是自然，怕死还抗日吗？”

    又说了几句闲话，邓明三打瞌睡了。宋明通硬叫智广到他乡公所去休息，晚上再过来找邓明三。

    六

    还没进乡公所的院子，就听见人喊狗叫，还夹着笑声。进去后则见一个日本兵拉着条洋狗，指挥洋狗扑那几个收拾年礼的汉子，却又手拉着皮带，不让它真咬住。看见人被追得连蹿带跳，年礼踩得乱七八糟，日本兵张着嘴哈哈大笑。见宋明通和智广走进来，他拉住了狗，仍然笑个不停。

    宋明通问乡丁们：“怎么个事？”

    乡丁说这日本兵似乎想要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听不懂，他就喊洋狗咬他们。

    智广上前去用日语问道：“你有什么事要他们办吗？”

    日本兵说：“要几个鸡蛋，我的狗饿了。”

    智广翻译过来，宋明通就叫人拿来一小篮鸡蛋。日本兵磕开一个，那狗就在他手里吮吸干净。一连磕了四五个，狗不吃了。日本兵掏手巾擦擦手，又说：“有烟吗，给我几盒。”

    宋明通进屋找了找，拿出三盒烟，日本兵一看，连连摆手说：“不要这个，要好的。‘天坛’、‘前门’有没有？”

    宋明通说没有，可以马上派人去买，叫他等。

    日本兵看看手表说：“我有事，你买来给我送去行不行？”

    智广问他：“送到哪里？”

    日本兵说：“皇军驻地，我在那门外工地上值勤。”

    智广问：“他们叫我进去吗？”

    日本兵说：“你说找我。我叫片山。不过，烟不要拿在外边叫人看见，明白吗？”

    “明白。”

    “我等着。如果你们说了不算，明天我来杀了你们。”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

    “咦，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

    “是的，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

    “咦，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

    “我在天津上学，是回家乡度寒假的。”

    “怪不得，太好了。你来吧，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

    这真叫吉人天相，正愁不得其门而人，忽然送通行证来了。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一共买了两条。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他只拿了五盒，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把烟放在衣袋里，***本洋楼找片山。

    按宋明通的指点，智广出村往东北走，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有四五层楼高。走近了，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墙上有垛口，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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