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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连线结束后的第三天,陈建国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正式邮件。
发件人是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行政主管,邮件措辞严谨,附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任命文件和一份更长的责任声明。学会正式邀请陈建国担任“全球脊髓损伤康复希望大使”,任期两年,职责是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学术会议、访问康复机构、与患者分享康复经历。所有费用由学会的慈善基金承担,此外学会还将为他提供一份丰厚的酬劳。
陈建国看着邮件里的数字,沉默了很久。
“教授,”他抬起头,看着坐在对面的杨平,“这个钱,我能拿吗?”
“为什么不能拿?”杨平反问。
“我是杨教授您治好的,是M7给了我信心,这个钱,我觉得不应该我拿。”
杨平放下手里的茶杯,看着陈建国。
“建国,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马上要去全世界,站在那些最绝望的病人面前,告诉他们‘你能站起来’。你会被无数人注视,被无数人期待,被无数人把最后的希望压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酬劳,你怎么区做好这项工作?饿着肚子去做吗?或者放弃不去吗?为什么总是觉得拿钱就不是在做好事,不好事一定不跟前沾边呢?这是什么逻辑?有必要这样背上道德的枷锁吗?我建议你大大方方拿钱,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
陈建国被杨平说蒙了,觉得非常有道理。
“教授,”他又问,“我能给我妈寄一点吗?她在老家,腿也不好,一直舍不得去医院看。”
“那是你的钱,你说了算。”
陈建国低头看着自己的腿,那双曾经毫无知觉的腿,现在稳稳地踩在地上,撑着他的身体,撑着他的生活,也撑着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老人的念想。
四月十五日,旧金山。
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年会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举行,今年是第四十一届。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多名研究者聚集在这里,规模比去年更大,气氛也比去年更热烈。
原因很简单——Cell的封面文章。
那篇论文在发表后的四个月里,被引用了超过三百次,Altmetric关注度得分在同期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排名第一。全球超过两百家媒体报道了M7的故事,从BBC到CNN,从《纽约时报》到《南德意志报》,M7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屏幕上。
但今天,人们关注的不是M7,是陈建国。
Richardson的主旨报告在上午九点开始。他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脊髓损伤的流行病学数据和基础研究的进展。他讲了四十分钟,数据翔实,逻辑严密,但台下的人明显在等另一个人。
Richardson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在报告的最后五分钟,话锋一转。
“各位同事,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这个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不是Cell的封面文章,不是七只猴子的数据,不是跨中心的盲法验证。这些是科学,很重要,但不是最大的事。”
他按了一下遥控器,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
是陈建国,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三博研究所的那一刻。照片拍得很随意,像是监控摄像头的截图,画质粗糙,光线昏暗。陈建国坐在轮椅上,头低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人。
“这是陈建国刚刚到达杨平教授的研究所时的样子。他的诊断是T5节段完全性脊髓损伤,损伤分级A级,意味着损伤平面以下没有任何运动和感觉功能,他瘫痪了十一年,按照医学共识,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站起来。”
台下安静了。
Richardson按了一下遥控器,切换到下一张照片。同一个走廊,同一个角度,但人是站着的。陈建国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站在康复训练室的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他的腿还在微微发抖,但他的腰背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抬起,像是在对全世界说“我站着呢”。
“这是陈建国,几周前,他站起来了,并且能独立行走三十米。”
台下响起了掌声,不是那种礼
1441章 只会影响自己-->>(第1/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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