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脆弱的证据，将一切归结于一个细胞的底层协议，近乎神秘主义。”
三天后，风暴升级，有关K疗法的临床实验讨论与杨平假说的讨论交织在一起。
“这不仅仅是有效，”一位资深肿瘤学家在电视访谈中说，“这是改变了某些最致命癌症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肿瘤的终极治疗方案。”
“这个思路非常正确，没想到他可以提出完善的假说，人体的细胞出现异化之后，正常的流程应该是被免疫系统清除，肿瘤之所以没有被清除，是因为它做了伪装，现在K因子可以强制它露出原型，这样人体对异化细胞的清除能力就展示威力。”另一个细胞生物学家表示惊讶。
K疗法供不应求的局面随即出现。
K因子的生产工艺复杂，产能有限。欧美多国医疗体系开始讨论优先使用标准，保险公司紧急评估覆盖方案。黑市上，传言一支K因子的价格被炒到五十万美元。
而这一切，都将聚光灯打向了理论的提出者——杨平和他领导的三博研究所。
第一波访客是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的联合代表团，六位世界顶级的癌症基因组学家和系统生物学家。他们带着几十个尖锐问题而来，计划进行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
杨平没有在会议室接待他们，而是直接带他们进了实验室。
“理论在纸上，证据在这里。”他指着正在运转的高通量表面蛋白组学平台、冷冻电镜室、单细胞测序仪，“你们可以提问任何环节，查看任何原始数据。”
第一天，争论激烈。一位MIT教授对“底层协议”的概念提出根本性质疑：“这听起来像是目的论。演化不会预设‘协议’，只有自然选择留下的机制。”
杨平调出胚胎发育的数据：“在脊椎动物肢体发育中，如果某个指芽细胞错误地定位，它会通过一种特定的凋亡程序被清除，这是不是预设的‘协议’？在蝌蚪变青蛙时，尾部细胞有序死亡，这是不是预设的‘协议’？多细胞生物的复杂性，要求细胞不仅会生长，还要知道何时停止生长、何时改变身份、何时自我清除。这些程序的逻辑框架，难道不是在发育编程中就被写入了吗？”
“但那与癌症”
“癌症劫持的，正是这些维持正常组织的程序。”杨平展示TIM在胚胎组织和癌组织中的表达对比，“TIM家族在胚胎发育中参与细胞身份界定和边界形成，癌细胞重新激活并错误利用了这套系统。”
争论持续到深夜。但第二天，当代表团亲眼看到冷冻电镜捕捉到的TIM构象变化动态、看到单细胞数据中K因子处理后“预备凋亡组件”基因的同步激活时，质疑开始转变为深入的探讨。
第三天离别时，代表团团长，一位以苛刻著称的诺奖得主握着杨平的手说：“我依然不完全同意你的哲学框架，但我无法否认你展示的证据链。你们走的路是独特的，请走下去。我们会在自己的实验室尝试重复部分关键实验。”
这成了后续来访者的共同模式：带着怀疑而来，带着震撼而去。
学术界的追捧只是开始，真正的追逐来自那些被癌症直接威胁的家庭，尤其是那些拥有财富和资源的家庭。
三博研究所的行政办公室开始收到雪片般的电子邮件。来自欧洲古老家族、中东王室、硅谷新贵、亚洲财团。内容大同小异：愿意提供任何数额的捐助，唯一的请求是让某位家人获得K疗法的治疗或加入最新临床试验。这比K疗法刚刚推出的时候反响强烈很多。
研究所设立了专门的团队处理这些请求，严格按照医疗和科研伦理，但压力无孔不入。
一位美国科技巨头的私人飞机直接降落在南都机场，他的首席医疗官带着完整病历来到三博，提出捐助一亿美元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希望为他晚期的妻子设计个性化K因子。
“我们理解您的心情，”宋子墨耐心解释，“但个性化K因子的开发需要时间，而且必须遵循研究流程”
“钱不是问题，时间才是问题。”对方直言不讳，“她可能只有几个月了。我们愿意承担
1310章 攻击与调节-->>(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