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
&&&&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两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生了冲突，并在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争执，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出了意识形态范围，而且这些分歧和争执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使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严重。面对意识
&&&&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并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陷入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两党都把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高度。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时，双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
&&&&这样一来，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苏联提出国际**运动总路线之后，特别是在公开信中系统地阐述了苏共的理论观点之后，毛伟人决心同苏共中央展开公开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毛伟人已经认定，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要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批倒、批臭，从而把大论战推向了**。在论战的**期，双方基本上都紧紧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为核心，使论战成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