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收来、已经砸碎的铁锅外，所见只是一堆堆的铁疙瘩。
河北省高阳县有个邢南乡，历来家家户户以织布换粮为生，当官的为了向上级献忠心，竟把全部织布机都砸掉炼成了铁坨子。
由此可知，一九五八年的全民炼钢又演变成了全民砸铁器、全民砸铁锅，比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缴全国民间铁器做得更彻底。
军队作家李延国在他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告诉我们：在他的山东老家发生的“人类历史极残酷的一幕”：“奉命来收铁锅的人抬著筐走进我家，从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铁锅——那是父亲去世的头年冬天，带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车推回来的——用妈妈编草鞋挣来的钱。铁锅在院子里就地砸成了碎片，哗啦哗啦被放进抬筐里……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里含满了泪水。”
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拿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一起送进了土炉子。
后人当然会问：难道百万基层干部就真那么愚蠢，连“建设”与“破坏”都弄不清了吗？当然不是。可是上级每日都在催报炼钢的数字，他们明白上级关心的只是数字，并不关心钢的质量，甚至并不指望用那钢去办什么大事，说穿了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游戏大家会玩，只要将三斤重的铁锅砸掉、烧化，就完成了炼钢三斤的任务。你光荣我也光荣，你戴红花我扛红旗，何乐而不为。至于贫苦妇人一把一把地编织草鞋，日积月累，攒钱换来的铁锅，顷刻化为乌有，关那些干部们什么痛痒。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通讯并不发达，许多地方连电话也没有，可是砸铁器炼钢的法子不迳而走，几乎同时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出现。
作为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主席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就指示说：“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宁波、胶东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工业虽不发达，铁路决不至于没有经济价值。主席说：“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
连铁路都可以拆，上海外滩公园的铁链也就没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个体育场的跑道内外堆满了近一人高的牛粪状的「土钢」。它们的前身也许是一千座铁门，一万个铁窗，十万根铁链……
7）“为钢铁元帅护驾”
党中央只是指示工业生产要“以钢为纲”，到了下面，文思敏捷的干部将之改为生动的文学语言：“钢铁元帅要升帐”，各行各业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元帅护驾”。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成立才几个月，农民们正盼著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村庄，该厂党委竟然决定拖拉机应当为元帅让路，停止生产，改为生产炼钢设备。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受到上级的压力。他们主动、自觉地那样做，因为反正生产拖拉机赚钱或改制炼钢设备而赔本，都是国家的事，他们自己绝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东北丰满厂把发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没法理解。该厂当时的总工程师、现今政府总理李鹏一九八四年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我对‘大炼钢铁’……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只能私下对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说，他听了我的话，长时间沉默不语。”堂堂一个政府部长，对属下一间厂的胡闹行为竟无力制止，连表示异议都要斟酌一番，可见当时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灾难的蔓延了。
由于政府总理周恩来怕再度被批为“促退派”，对于“大炼钢铁”只好表示积极。国务院将全国分成若干片，八位副总理各领导一片的炼钢运动。十月一日国庆节游行时，周总理甚至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游行队伍里的土高炉模型对朝鲜代表团团长说：“我们生产那么多铁，主要就是靠这些炉子。”
政府不灵，党组织呢？陆定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控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等一切新闻媒介乃至文艺、教育机构。他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完全看清这场全民炼钢运动是一场祸害。但是，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他自己却不能与他控制、制造的舆论相对抗。当无数的通讯报告、散文、诗歌将那‘遍地火光”描绘成美丽的图画、新时代的曙光时，当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无一例外地为疯狂行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时，这位宣传部长却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宣传工具来揭露“大炼钢铁”的荒诞无稽。在“舆论一律”面前人人平等，部长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披露当时亲眼所见的炼钢的农民所过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从陆定一的描述来看，那些民工们过的生活决不会好过被秦始皇徵去修阿房宫、筑长城的万喜良们。
8）老红军叫苦：“来年日子怎么过？”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主席已经认为胜券在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当年钢产量不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至于美国，主席当时最新版本的豪言壮语是：“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就在主席神采飞扬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谁人料到”时，他自己实在没有料到，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了。
这时，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看清楚了形势的严重，这就是彭德怀。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南平江。在彭德怀召集的当年起义的老红军座谈会上，老战士们纷纷表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不满。一位叫黄杜芳的残废军人甚至告诉彭元帅，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可会造反了”。会快结束时，黄递给彭一张条子，彭回到住处展开一看，只见几行工整漂亮、书法甚佳的毛笔字，是一首步汉代民歌《小麦谣》韵的小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老红军黄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写这手好字，也不可能读过古文，因此这大概是乡间一位秀才写了托黄呈彭大将军的。《小麦谣》的原文是：“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第二天，一位公社负责人向彭汇报，大讲其炼铁炼钢，彭忍不住打断了他：“你们炼钢又没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劝你们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无力改变这个局面，无法阻遏行将到来的灾难——尽管后来他真的应老战士之请，为人民“鼓咙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