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记不得。韩非子是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养成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搞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o%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开会、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主席说：“今冬明春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和教育，要搞大辩论，大字报。”
看了这样的高指标、听了这样的讲话，对后来生的许多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在建国三十年里，根本就没有民法、刑法，更没有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全是“靠人治”，“主要靠决议、开会”，靠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就全国来说，党中央、做的决定、说的话就是法律；在地方，各级党委和书记做的决定、说的话就是法律。
在1958年，中央先后出了两个“教育农民”的文件，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教育农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如果怀疑或者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谁如果敢不听书记的话，那就要挨辩论，甚至要被捆绑、毒打。村里的民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挨辩论、捆绑、打骂的农民各公社、大队都有。地主、富农且不必说，就是贫下中农也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怕哪句话说错就要挨辩论、被专政。
农民没有法律保护，干部无法无天。农民的各种权益遭到严重侵害，但是却无处申诉，处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地位。尤以“四类分子”家庭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