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评我‘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们说得对，我就是主张‘厚今薄古’。我很欣赏秦始皇，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右派骂我们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说，不对，我们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算什么？他才坑了46o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焚书坑儒”过了秦始皇，这是大实话。破除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迷信，断言高级知识分子“最愚蠢”，那么，高级知识分子及他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也就不屑一顾了。在此前提下，让知识少的人（甚至是科盲、文盲）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只能是愚昧和荒唐。
有的代表说：自1953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的过多，改造提的很少。尤其是1956年知识分子大会后，这种倾向更严重，以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了起来。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把他们放在被改造、被消灭的阶级里，才把他们的尾巴摁了下去。
北京的代表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洋人”、“学问”、“科学”吓唬人，其实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最没有学问。科学院对资产阶级教授估计过高，迁就信任过多。科学院应注意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常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主席也讲了要去掉“官气”，要做普通劳动者。可是，没有有效监督的、大权独揽的书记们，能有多少人会去掉“官气”，甘当普通劳动者呢？大跃进刮起来的“干部特殊化风”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