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没有原料，强迫签字。财政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报，没有共同语言。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副总理和部长们感到迷茫：今后汇报请示工作，是找总理，还是找主席？
接着，主席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治淮河，去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8亿土方，再搞8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主席警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了毛病，不过多花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只讲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们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们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竟成了政治问题。
1月12日上午，主席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右派也来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好古董。’张奚若此人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急功，难道急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的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嘛。”
主席越说语气越严厉：“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周恩来们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懵了：他们只是在经济建设的度问题上与主席有些分歧，怎地就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差不多了呢？
“什么‘今不如昔’！什么‘冒进的损失比保守
《碧爷爷故事集》第三卷22、 南宁会议总理挨批判-->>(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