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座谈鸣放，并详尽报道了鸣放内容。
令主席出乎意料、十分恼火的是，几千条意见中没有一条是批评右倾保守的，而对经济建设的“跃进”指导思想却提出了很多批评，有些批评还非常尖锐。
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张奚若鸣放说，在领导经济建设出现的偏差，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指出：好大喜功的大，一种是形体之大，许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而实际上有些外表看来很堂皇的东西并不太合用；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学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
所谓急功近利，它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度。在某种情况下，成是需要的，但是要把长远的事情用成的办法去做，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
所谓鄙视既往，就是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实际上，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所谓迷信将来，是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机械地等度展的。实际上，将来有的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
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人民日报》表了题目为《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展规律》的长篇文章。文章论述了我国经济建设中八方面的平衡关系。在论述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不能片面地强调展重工业而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展的重要性，它们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维持平衡。”文章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的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但这并不是说年度计划的安排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推动下，1956年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展，成绩很大。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偏大，人员招多了一些，学生也招多了，工资基金和事业费用也就必须多增加，结果国家财政多支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都紧张。因此，1957年的计划，在去年大展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这不是冒退，而是转向正常的展。”
无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鸣放时赞同马寅初关于“放慢一步”的观点。他提出：“希望中央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
陈铭枢批评主席“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
“嘿嘿！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好嘛！”主席在报上看到了张奚若与陈铭叔的鸣放，出一声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