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到1956年度征购粮食预计完成87o亿斤，虽然可能过计划4o亿斤，但因为这年粮食大丰收，又实行了“三定”，征购工作进展顺利。“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就是有了定产、定购、定销这三项办法，心也就定下来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根据两年的经验，特别是1955年上半年处理粮食风潮的经验，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前对定产、定购、定销事宜分章作出详细的规定。关于定产，办法规定：“一九五五年分户核定的余粮户粮食交售任务，在正常情况下，自一九五五年起，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缺粮户的粮食供应量，每年核定一次。”后规定：市镇粮食统销由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并行粮票。
1956年初，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农业合作化后，农产品购销制度怎么办？要不要推行苏联的义务交售制？是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当时有一种议论：将我国的公粮制度和粮食统购制度合并起来，改为类似苏联的那种售价很低的义务交售制。和少奇同志，在分别听取了粮食部党组的汇报后，对此态度都很明朗：不赞成。我记得，的意见讲得很尖锐。说苏联采取义务交售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那是既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等。少奇同志也指出：“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有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将征收与统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必须跌价，农民有意见，价格搞乱了。”据粮食部汇报，苏联国家的粮食收入来源于四个渠道：义务交售、拖拉机器站实物报酬、国营农场上缴、国家采购。完全不通过税收取得粮食，而是通过价格。当时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价格高于国家采购价格一倍以上，国家采购价格又高于义务交售价格二倍以上。义务交售价格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少奇同志说：“这个经验，我们不要去学。现在粮食情况紧些，我们强制农民卖粮，将来粮食多了，农民要强迫我们买。中国历史上，国家向农民征税是一件事，粮食买卖又是一件事，合不起来。”合作化后，“改变粮食征购制度，不要单纯学苏联，要进一步研究”。由此可见，当时和少奇同志他们，都是注意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出，来研究解决粮食制度和其他问题的办法的，来探索中国自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的，并不赞成不加分析地完全照搬苏联的办法和经验。这一点，从稍后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更突出。这里我还想讲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位叫毕尔曼的苏联在华专家，在一次谈话中，表了一个意见，认为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不要学苏联。他说：苏联通过税收动员的资金不到预算收入的1o%，主要是通过价格向农民索取积累。这样做，虽然政治上很漂亮，但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很多。现在中国“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一种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苏联走过的路。这样可能会走弯路，造成损失”。4月26日，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念了这位专家的谈话记录，大家很感兴趣，会场议论风生。
根据统购统销基本制度不变的精神，经过研究，国务院于1956年1o月6日作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74、革命前辈薄一波谈统购统销（四）-->>(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