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命不当数，去换几个银花边”。他没有劳动习惯，也不熟悉耕作技术，作田是个碌碌公，但他解放后在搞副业、喂鸡、喂鸭和养猪上，“摸到了一些经验，很有些办法”，又讨了一个勤俭狠的安化老婆，“两人一套手，早起晚睡，省吃省穿，喂了一大群鸡鸭，猪栏里经常关着两只壮猪，还买了一条口嫩的黄牯，他整得家成业就，变成新上中农了”。
秋丝瓜本来是“一个又尖又滑的赖皮子”，解放初期，因为自己得了不少好处，对党和政府倒没有抱怨过，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他的政治态度也和从前不同了”。听说要办社，牛要归公，“抵触情绪更强了”。他偷偷将自己养的一条大黄牯牵出村外，企图宰杀。他要杀牛的原因，用别人的话说：“是怕我们强迫牛入社，便宜了大家，这是他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在作怪。”其实，秋丝瓜怕入社，除了舍不得那条大黄牯，还有一个原因，他善长搞副业，不会作田，入了社，担心收入会减少。再加上办互助组时曾吃过亏，他去帮人家，而自己的田，没赶上季节，少打了十来石谷子，这件事一直定格在他的记忆中。他抱定的想法是，互助组都这样，合作社人多乱，龙多旱，更难办，搞得不好，说不定各家连禾种都收不回来。
清溪乡的初级社办起来的时候，王菊生、秋丝瓜仍旧搞他们的单干。王菊生和秋丝瓜之所以上升为富裕中农或新中农，前者主要靠勤俭持家，勤劳财；后者主要靠经营家庭副业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办合作社。他们不赞成办合作社的原因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担心办合作社后自己不但从中得不到好处，反而利益受到损失。这也是当时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共同态度。应当说，他们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们或特别勤劳，或有致富有门路，在他们看来，走单干的路照样能家致富，事实上他们也开始致富了。对于这样的农民，允许他们在合作社外继续单干原本是正确的。单干的存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展开竞赛，有利于集体与个体两种积极性都同时挥。如果合作社要充分挥出自己理论上的优越性，就必须在生产、收入、社员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上，过单干户。因此，刘雨生领导的常青农业社成立后，王菊生、秋丝瓜和合作社都在铆足劲展生产。
但是，由于当时对合作社的优越性作了过高的评估，对农民个体单干的负面作用过于夸大，且对合作化后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防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缺乏组织集体生产的经验，因此，许多合作社办起后，生产和社员收入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成为1956年底和1957年初部分农村出现农民闹社要求退社的风潮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从合作社本身去找原因，而是认为这主要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是富裕中农单干、企图走个人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影响的结果。这样一来，乃想方设法包括使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迫使单干农民放弃原来的生产方式而加入合作社。所以，初级合作社建立不久后，清溪乡又建立了高级社。大概过了半年后，王菊生和秋丝瓜也申请入社了。现在看来，让王菊生和秋丝瓜这样的农民继续单干一个较长的时间，也许我国的农业合作化事业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曲折。
作者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