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从筹办互助组到创建农业社以来一直充当文书记工员的何知文，已于当年夏天考学到包头师范去了。何巨学迁到鄂托克旗桃八区居住。
这样，从1954年开始，便由苏拴雄接任了盛丰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社里再无识字人，便让仅上过二年冬学和扫盲班的李治贤担任了会记员。他学得非常用功，干的也特别认真，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农业社稍加扩大，又吸收了几户社员。他们采取了除土地归社统一经营之外，生产资料如牲畜、、农具等都归社员各自所有。入社全是自愿的，毫无强迫之意。因此，这时农业社的展还是很正常很顺利的，大家都很满意，生产搞的也很好，看不出什么弊病。从1954年秋冬开始，要求牲畜和农具都人社，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这就出现了矛盾。高原农民一向是既务农，也养牧，人人爱畜如命。定猛间让他们跟牲畜分离开来，即将自己最心爱的相依为命的牲畜一下子全交给集体去经营管理，怎么能接受得了呢？加之牲畜人社打价太低，连一张皮子钱也不给，还是全部记帐，分文不给现款。2o年后才看情况给予偿还。农民认为那是水月镜花，实际上等于白拿。于是，不少人家开始出卖牲畜，三文不值二文，给价就卖。卖不掉的就杀。许多人家把好端端的口青大耕牛就给杀了。叫人看见实在可惜。至于羊，那就更不能提了，简直是杀卖成风了。比如我们的羊，经过父母亲几年来的苦心抚养，由二十几只展到了七十来只。1954年夏天，父亲又揽了邻居亲戚的二百余只，到李眼明巴拉尔修建了一处羊场，扎下了敖特尔（浩特），自己当了牧羊工。那年从秋天开始，家家都杀卖，能卖的就卖，卖不了的就杀，大量的杀，赶我寒假回去时，已经丢下一百来只了。有的人还在杀。父亲说，过年草饱后，他不准备放了，因为数量太少，挣不下钱。又都成了适龄母畜，羔子多，一个人太受累，抚养不出来。但苦于羊场已经建好，随便扔掉太可惜，我让他还是继续放羊，少挣就少挣上点，只要保住羊场就行，慢慢还会展的。父亲说，从现在的“风候”看，再展的可能性不大了。很有可能要倒塌。这个羊场房看来是丢定了。父亲说着，流露出很懊悔的神色，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了。他修建场房的功苦可能要白丢。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担忧。认为一切都是展的，欣欣向荣的，怎么能夭折呢？但后来的情况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到1955年冬天，一坡羊果然所剩无几了。赶我假期回家时，父亲已经忍痛弃场，搬回村里了。被群众选成了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