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省心，但不自由，整个人身都由社里管束。例如，每天的作息要由队长安排；出门办事不能上班，要向队长请假；有泥木瓦工等手艺的想出去挣几个钱，必须由社里批准，还要用高价买工分。
每个生产队都有个“饲养处”，全队的大牲畜都在这里饲养。队部和仓库也大都设在饲养处。饲养处门外的树杈上悬挂着一个铸铁铧犁或一段铁轨，队长把它敲得“当、当”响，就是召集社员们上班干活或开会的信号。每天早晨、早午饭后，社员们听到“当、当”响，就都懒洋洋的来到饲养处，听候队长分配活计，然后就懒洋洋的去地里干活。晚饭后，都去队部记工分。
整个高级社就像一个大地主农庄。庄主就是书记和社主任，大大小小的社队干部就是各级管家和工头，广大社员就是依附于农庄的“农工”。
这，就是令“真正高兴”的高级社。
高级社体现出三大“优越性”：第一，遏制了所特别担心的“两极分化”。鳏寡孤独等贫困户由高级社养起来了；中农和富裕中农们的土地和牲畜、车辆、农具都归了公，人身也受到社里管束，再也无法“冒富”了；懒汉们尽管工分少，照样分得和别人一样的口粮和其它农产品，所欠价款记在帐上了事。“干不干，都一样”，真正实现了“均贫富”。
第二，国家征购粮、棉、油料和征用民工特别方便。夏收和秋收后，各高级社先把“任务粮”卖给国家，然后再分给社员；国家挖河渠、修水库，乡政府把出民工的任务向各个高级社一分派，民工就会立即出动。这些，比直接和单干农民打交道方便多了。
第三，对农民的管辖和控制容易了。农民必须参加集体劳动，否则，就没有工分，就没饭吃，还要受批判、挨辩论；那年代，各种会议特别多，群众会、干部会、党员会、积极分子会等几乎天天有，参加会的记工分，不来开会的，就不给记工分，因此，人们比单干时爱开会，到的齐。“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只要把农民的这条“命根”紧紧的掐住，谁敢不老老实实听话！
遗憾的是，所一直宣扬的优越性―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41、 高级社农民当“长工”-->>(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