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鼓舞。
土改复查开始后，中央急于扩大土改成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片面地强调反右，强调群众路线，强调让贫雇农分到足够的土地，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结果，“五四指示”等文件关于区别对待地主，保护中农利益，照顾开明绅士，保护工商业等一系列规定，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对土改中普遍生的农民的过激行为，中央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反而中央领导人给予肯定。如**曾主张对地主扫地出门，说：“太行经验证明，消灭地主剥削一定要彻底，他们叫做让地主扫地出门，土地财产一切搞干净，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对山东前段土改，中央认为华东局指导思想上右了，“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因此，1947年6月下旬，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对黎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此后，山东“左”倾错误日益加剧，7至9月份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第二，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造反精神和自私、狭隘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与农民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反映了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土地关系的强烈愿望，具有革命性，但平均主义思想也有落后、倒退的一面。土改复查中，穷怕了的农民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强烈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平分，结果各地普遍实行土地“大推平”，严重侵犯了中农，过重打击了富农。
另一方面，农民文化水平低，长期被束缚在一个统治和服从的体系中，默默忍受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并不缺少造反精神，一旦被动员起来，往往表现得非常勇敢和具有侵犯性，在革命运动中极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在批斗地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的农民泄积压已久的愤怒时，就像火山爆喷出的岩浆一样，很难控制，一些地主常常丧生于他们的拳脚之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后，向地主提出苛刻的要求或做出过激举动，如一律将地主扫地出门，甚至强行将地主的妻子女儿当作浮财分掉。
此外，作为小生产者，农民具有较重的自私、狭隘意识，他们的言行经常从自身利益和个人及家族的恩怨出，因此使土改斗争更加复杂。有的农民为了多分土地，故意扩大打击面；有的村干部利用职权按其亲疏关系乱划阶级成分；还有的农民乘机搞挟私报复和宗族斗争，随意给人扣“帽子”，实行残酷打击，混淆了阶级阵线。
第三，基层干部思想上存在“宁左勿右”的误区。
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局一再批判“右倾”、“富农路线”的情况下，山东基层干部普遍产生了“越左越革命”、“左比右好”的思想误区，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由此导致干部中“左”倾思想的展。很多干部用“左”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甚至有的干部认为，减租减息是向地主要“粮”，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土地复查是向地主要“命”。这种“左”的思想误区对山东“左”倾错误的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四，长期没有一个划分阶级成分的明确标准。
我党匆忙动大规模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运动时，缺乏土地改革的经验、试点和研究，长期没有制定颁划分阶级成分具体标准的文件。因此，各地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出现不少问题，很多地方不是按照剥削量，而是按生活水平，甚至是政治态度划分阶级
64、山东土改评述-->>(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