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某溜出大门跑到大队去告四弟。当时的大队书记姓张，就是前面提到的给我家放过牛的“老嘎爷”。他是贫农、烈属（他哥参军牺牲，无妻子儿女）、残废军人，为人正直、主持正义。他接告后，就把四弟喊到大队去。听四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叙述一遍后，批评四弟道：“有什么事要找大队，怎么能动手打架。不许再这样！”
又批评苟某道：“要给四类分子出路，这是党的政策。你把他家的水窟堵住，让他家咋过日子？把你家的水窟堵住你干吗？这咋能扯得上阶级报复。四类分子犯法应该由党和政府来惩办，你不能随便欺侮人家！”
苟某不服，硬说是母亲唆使四弟搞“阶级报复”、“打击贫农”，说大队“阶级立场有问题”，是“包庇富农，打击贫农”，声言他要上告。张支书勃然大怒，把手一挥，喝道：“去吧！爱去哪儿告就去哪儿告，大队接着你！反正你再欺侮人就是不行！”
果然，苟某就到公社去告。不知他从哪里又学了这么一句话：“**说，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他据此推理，说我家和大队都打击了他这个贫农，就是“反革命”。
公社来人到大队调查之后，把四弟和母亲以及苟某都传到大队去。公社来的人声色俱厉地训斥母亲和四弟：“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回去听候处理。”
母亲和四弟走后，公社干部又批评苟某：“**他老人家说过，对四类分子也要给出路。你把他家的水窟堵住让他家怎么生活？这不就等于堵住了他家的出路吗？咱们贫下中农要听**的话，要给四类分子出路，不能随便欺侮人家。否则，就是没听**的话，就是违反党对四类分子的改造政策，不利于对四类分子的改造。”
苟某自知理亏，只好作罢。公社和大队以后也没再找我家。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假如当时一
63、秦教授的回忆（三）-->>(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