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东北土改的故事（二）

碧爷爷故事集无弹窗 次日我到四区的胜利村进行采访。这里也是轰轰烈烈：白天开斗争会，晚上研究分配土地问题。我在这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统计了抓人和打杀人的数字。因为我住了好几天，村中很多人我都认识。

    有一天，我在农民会队部，看见一个青年，我问：“你是哪个村的？”他答：“我就是本村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又问。他说：“我原来在齐齐哈尔当教员，因为是地主成分，不能当教员了。被除名回家，今天来农民会报个到。”

    这天晚上我回到我住的“小马架”里（一间小屋，很矮，在山墙一头开门的房子）想了很久。土地改革，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阶级是当前的革命任务。我是非常拥护的。我自己家里贫穷，深知没有土地之苦，希望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可是这样的搞法是不是“左”了呢？作为记者既有报道土地改革的责任，也有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任务。于是我第一次向嫩江省委写了一个意见书（这是我第一次“上书”，以后还有好多次“上书”）。第三节第一次“上书”，信送走了，我开始后悔并自我反省我这次“上书”，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反映目前农村土改出现了过“左”现象，打杀人过多，打击面过宽。我还提出了几项原则：可打可不打者，坚决不打；可抓可不抓者坚决不抓；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我还附了我在嫩江四区统计的大批抓人、乱棍打死人的数字。第二部分，谈我在胜利村遇到的那个青年知识分子。我说：“他仅仅是地主出身，是个青年，他自己没有参加剥削，没有罪行。当我们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知识分子队伍的时候，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当教员，我们的许多学校岂不是要关门吗？”

    我把这份“上书”写好后，又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几遍，自认为比较稳妥了，便到四区区委，让他们派了一个通信员，坐着爬犁送到县里。我给我带来的电台的报务员写了一封短信，让他们用电报到嫩江报社并转省委，还嘱咐：“因为电报中有打人、杀人的数字，请用秘码。”

    当天傍晚，送电报的通信员回来了。给我带回来一大包文件：有近日出版的《嫩江新报》、《东北日报》，报社内部给记者参考的“报道要点”、《参考消息》。还有一本**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急忙看了一遍。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北日报》一篇社论《认识地主阶级》。社论中说：地主阶级是

《19、东北土改的故事（二）-->>(第1/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