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o个乡中计有18个乡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o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袁宝华曾在东北搞了三年土改，他回忆说：一个地方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起来，主要还是要靠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无所畏惧，胆大敢为，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他们不同于老实巴交的农民。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敢率先起来造反。……
（农村）干部看到我来了，都对我说，我们战果辉煌，搜到多少金镏子，搜到多少银元，搜到多少什么东西。我到村公所一看，两个妇女上身被剥光了，用绳子捆绑着吊在梁上。她俩都是地主婆，农会非要她俩讲出金银财宝藏在哪里。我进去以后不好立即制止，出来后马上跟他们说：“赶快把她们放下来。”他们说：“她不交待。”我说：“她不交待，也不能把他吊着，你要吊出人命来怎么办？”他们说：“已经有一个地主上吊死了。”我不能马上给他们泼冷水，只能慢慢劝导。
一位在东北参加过土改的老干部回忆说：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o个村，打死1o5o人，其中有地主38o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o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o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4月，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总结这场“流血斗争”：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