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出现，归纳为一个“贪”，而细说，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贪”，与“自下而上地贪”，这两之间所存在迥异差别。
在郭守云经济、政治治理的观念里，以国家为单位的官僚体系，存在着上层、中层、基层三大体系结构，这三大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成地国家官僚体系。在联邦范围内。随着前苏联的阶梯，联邦官僚体系内。真正出现变动的，是上层权力体系，而中层，尤其是基层官僚体系，根本没有生任何变化，同时呢，为了能够保有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以克里姆林宫、代表会议为核心的上层官僚体系，还不得不依仗中层，尤其是基层官僚体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基两层地官僚体系权力无限放大，同时呢，贪污现象也开始在这两大体系内扩散蔓延，甚至达到了一个猖獗的地步。
反过来，再看远东，由于郭氏集团的出现与崛起，整个远东、十几个州，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层官僚集团，这里只有两级，以郭氏集团决策层、各州政府市长议员为代表的上层官僚集团，以及以各城市、各城镇主要官员为代表的基层官僚集团。同时，由于郭氏集团的强势存在，远东州一级政府官员的出任，往往都是通过受郭氏集团操纵的所谓选举“产生”地，他们与基层官僚集团之间不存在直接地联系，更不受后的控制。
由于远东与莫斯科地官僚体系存在这样的本质性差别，因此，当在基层官僚集团内泛滥的时候，远东与莫斯科将会出现两种情况：前对基层官僚集团的可以抓，也可以不抓，决定权完全在上层官僚集团的手中。而后呢，由于权力来源于中下层官僚集团的支持，因此，莫斯科的每一项决策，都要小心谨慎，左右权衡，以避免对中下层官僚集团的利益产生冲击。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按照郭守云的见解，在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最致命、最严重的问题，绝对是存在于基层官僚集团内部的，之所以这么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基层官僚集团体系庞大，他们的数量基数，远远过上层官僚集团。举个例子，远东十几个州，州一级的州长、州议员，全部加在一起无非就是百多号人，这些人固然全都是贪污分子，可把他们捆到一块，每人每年贪污一千万，无非也就是上亿资金罢了，这点“黑金”整不垮一个国家，甚至连郭氏集团都撼不动。而另一方面呢，在州一级一下，各城市市长、市议员、镇一级官员，以及各部门官僚，他们捆绑起来，那就是数万甚至是十数万政府官员，如果这些人每年每年贪污区区一百万，那又会诞生多少“黑金”？第二，相对于上层官僚集团来说，基层官僚实际上就是政策的直接执行，与他们紧密联系的，就是远东上千万民众，如果这个基层官僚集团形成了统一的体系，并且开始像联邦其
第五六六章 要狗不要狼-->>(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