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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二章 徘徊在天堂门口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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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式家族企业的崛起都是伴随着一系列地资本腾挪而形成。作为家族最核心的龙头企业通过鲸吞蚕食的种种手段或者是直接吃掉比自己小的目标企业或者是通过联合的方式蚕食掉比自己本身大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公司以达到瞬间资本膨胀的目的。

    而在某一实业系的内部处于家族核心地企业往往会利用自己对其下属子公司的强控制力。将子公司的良性资产通过关联交易或者是股权置换等强制手段转移给核心企业或者是核心企业指定下的有特殊存在意义的关联企业。而子公司的经营风险却因为母公司强势地小比例控股丝毫没有随着良性资产地转移而转移换而言之母公司投资子公司的权益不大于任何其他地投资人但它却可以通过资本置换将子公司掏空而子公司因此产生的经营风险却需要其他投资人一起分担。

    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薄弱的司法制度以及企业会计制度非透明性亚洲仿佛就像是一块已经完全开化的资本天堂。只不过这种开化却是只为投机者准备。

    在这种情景模式的滋生下中国内地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类亚洲式家族企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亚洲式家族企业自下而上的资产运动模式不同这种企业资产的运动方向往往是自上而下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内地企业家标榜的资本运营。也叫概念性投资。

    以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为市场准入假设。内地的上市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巨额资金任意“投资”某一个独立于自身实业系之内的子公司而这间子公司也可以在母公司的强制下向上转移自己的股权或是其它资产。

    但不论其操作手法如何。并没有经历过时间的洗礼与沉淀的中国股市都会把这种运动看作是一种利好虽然当这些机构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之后的每一项对外投资的投资额都很难在二级市场形成规模效益但其不断传出的“利好消息”却可以以轮次的方式刺激其股价上扬而实业系的公司重复几次这样的操作之后便可以从股市上暴敛大笔的财富。虽然它的投资行为没有给实业系购得一项实际意义上的资产虽然这些公司通常都只是配股却从不分红。

    另外一方面内地还有一个让这个世界上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投机者都艳羡不已的特点。内地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留存着相当数量为流通上市的国家股或是法人股而且为了保证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这些未流通的权益平均约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o%而其单位价格则远低于被大小投资者追捧流通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受众越广则流通股和未流通股之间的价格落差越大。而上市公司地控制性股东或者是对其进行投资的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母公司。则可以通过很低的价格受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并以流通股和非流股之间地价格落差来谋取暴利。

    而在对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收购实例中其转让依据就是“每股净资产”这个看上去很严肃的东西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曾专门作出规定。规定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价格的平均水平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或是必须以溢价形式转让。

    但由于监管机制地缺失在顾雏军或者是那个新疆的德隆没有股民唾弃之前内地证券市场上的国家股及法人股的平均转让价格只能达到同期流通股平均价格的13%。甚至在深圳还曾经出现过国内某知名保险公司的高级经理人以一块钱这个玩笑般的价格买到市值为一百元的股票的“传奇”。

    传奇总会让很多人产生遐想。于是索罗斯、巴菲特、基姆•罗杰斯乃至德鲁克都开始关注亚洲或者准确的说是关注中国。但是和那些寻找投机机会地赌徒不同每隔几年便会选择一种存在形式作为自己研究主体的德鲁克更关心的是这种表象下所隐藏的本质。因此这个一生只和一台打印机相伴的老人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或者叫旁观的智者。

    “这些都是你看到的吗?”作为智者老人在听完我所有的描述之后并没有马上对我地话展开分析或是思考而是很谨慎的又确认了一遍我话里的内容。

    “或者应当说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虚坐在德鲁克的下手。我虔诚的坦言道“先生我十几岁的时候自己成立了一间地产公司并利用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手法把它变成了中国内地最好的地产公司之一。而后我把这家公司卖给了一个比我更能清楚地解读游戏规则地朋友自己去香港继承了一间亚洲最大规模的家族式企业。”

    “于是你现在很困惑?!”德鲁克了然的冲我耸了耸肩道“孩子你成功的关键在于你对游戏规则的解读以及你对自己所掌控的那些组织地强控制力虽然你构筑地金字塔并不是我所提倡的。但毫无疑问它却是最适合你地!”

    德鲁克说的的确是我现在最矛盾的地方一个成功的家族或者是类家族企业的掌舵人必须对其下属的所有组织保持常的控制力才能保证整个组织正常运行。如果盲目的向西方社会学习引进真正的公司治理制度那么谁都不可避免的将遇到两个问题。

    如果直接从组织内部提拔可信任的下属则这个组织最终将会变成*人人对我唯命是从的一潭死水。每个人都在等我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虽然他们得到命令之后会因为惧怕我的控制力而拼命贯彻我的指示但如果某一天我停止思考这间公司将在顷刻间倒塌。

    而如果我选择像菲奥里纳这样具有职业操守的经理人却又不得不因为亚洲市场具体环境的不同而和这些从来不在赌场中进行投机的组织管理者产生摩擦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非要培养曾紫墨来代替菲奥里纳的最终解释。在我没有停止思考之前。我可以让曾紫墨这样的亚洲式职业经理人追随左右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利用自己对游戏规则的理解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且不用担心经理人的“操守”。

    “你认为一个组织的灵魂是什么?你认为自己对这个组织来说最大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你又怎么去衡量自己构筑的这个在现阶段因为最适合环境而生存下来的企业?你认为如果一旦环境生变化它是会像恐龙那样消亡还是会像猿猴那样进化呢?”

    耐心的听完了我最后一丝困惑老人并没有给我任何实质性的回答反而是抛给我四个更困难的问题。我现在真是有点儿同意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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