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去睡不着。半夜起来，把急报又看了一遍，看到“秦淮河的水，七天都是红的”那句，忽然觉得心口发堵。
第二天，他派了三拨人，去南京。
杭州。杭州知府当天夜里就写好了降表，塞进袖子里，第二天一早，派人送往南京。降表上只有一句话：“杭州愿降。一切听凭殿下处置。”
他手下的师爷小声问：“老爷，万一太子不收呢？”
知府没说话。他看着桌上那碗凉透的茶，过了很久，才说：“南京六部官员一个没留。我算哪根葱？”
常州。常州知府当天就把城门开了，亲自带着降表往南京赶。他骑着一匹瘦马，跑得马嘴里全是白沫，到南京时人瘫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扬州。扬州早就没了。
更多的士绅，没跑，也没降。他们关起门来，一遍一遍地算账——算家底、算田产、算铺子、算这些年的漏税、算江口那几条装满了货的船。算来算去，哪条路都是割肉。
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具体。
“南京的女人，都赏给兵了。一个没杀。”
“连六岁的孩子都杀了。蒙着眼，一刀一个。”
“城外挖了三个大坑，填满尸体，撒石灰，又填土。”
“菜市口的石板缝里，血怎么冲都冲不干净，苍蝇爬了三天。”
“太子有水师。长江封了，海也封了。一只船都出不去。”
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士绅们的心口上。
苏州城里，那个说“万一是真的呢”的年轻士绅，被他爹关在祠堂里骂了一天：“就你多嘴！就你多嘴！你一句话，吓得全城人心惶惶！”
年轻士绅跪在祖宗牌位前，低着头，忽然说了一句：“爹……咱家那条船……还在江上吗？”
他爹扬起的手，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来。
祠堂里，只有烛火噼啪作响。
窗外，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