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而是“我还在”。
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年轻音乐人听到一半，眼眶红了。
晚会代表低头记录，笔尖停了好几次。
沈砚站在侧幕，看见梁梅的背一点点挺直。
试音结束，掌声终于响起。
梁梅握着麦克风，手还在抖，却没有退场。她对台下说：“我不是来抢谁的压轴。我只是想证明，当年被关掉的麦，现在还能响。”
话音刚落，后排一个营销号突然喊：“那你敢不敢承认当年拿了封口费？”
现场一静。
梁梅看向他，竟然点头：“敢。我拿了，也错了。所以我今天带来了封口协议原件复印件和退款凭证申请。”
她从文件袋里拿出材料。
“我不是无辜圣人。但有人用我的错，偷了我的歌，关了我的麦。”
台下手机，一部接一部放了下来。
连晚会代表也放下了笔。他原本要写评估意见，此刻却发现那张表格上的“商业风险”“舆情争议”“年龄因素”都显得荒唐。一个人站在麦前，把错误和伤口一起摊开，风险当然存在，可舞台如果只留给没有风险的人，就只剩假唱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