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行出资，头人们派人管理，专门负责苏门答腊西海岸沿线地区的自由劳工招募、培训、安置和权益保障。
这种“协会“在殖民地的法律框架下是完全合法的——它不涉及政府特许权，只是本地居民的自愿互助组织。可它的实际效果，却比任何政府主导的“规范“都更让头人们安心——协会成立了，他们就不必一个一个地跟外来的商人谈条件，而是统一对协会，由协会出面对接所有的用工需求。
更妙的是，张振勋把这件事捅到了荷兰的报纸上。他托人在鹿特丹和巴达维亚的荷兰语报纸上发了几篇报道，标题都大同小异：“苏门答腊土著自愿联盟成立——华人商人首创劳工权益保护新模式“。报道里把“自由劳工““自愿就业““高于市场的工资““规范住宿“这些词翻来覆去地写，还配了一幅画：一个光着上身的土著青年站在工棚门口，手里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荷兰本土的报纸一登，巴达维亚总督府那边就坐不住了。总督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人，他不能让海牙那边觉得他在殖民地搞专制压迫。这份“劳工保护协会“的存在，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荷印殖民地的劳工是有“自由选择权“的，是“自愿就业“的，一切都“规范有序“。
那份由赫尔曼起草的“规范非官方劳工招募“建议书，被总督压在了案头，一直没有签字。据说总督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只要这个协会运行良好，就不需要额外的法规来制造多余的行政负担。“
赫尔曼的计划，被张振勋用一份报纸、一个“协会“、和十几天的奔走，化作了一缕青烟。
赫尔德家的客厅里，赫尔曼把那份被退回的建议书摔在了茶几上，脸色铁青。
“他总能找到路走，“赫尔曼咬牙切齿地说，“不管我们堵哪条路，他都能绕过去。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做的？“
威廉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是那杯杜松子酒，姿态跟几个月前一模一样。他看了弟弟一眼，把酒杯放下，缓缓地说：“你还没有明白吗，赫尔曼？我们堵不了他的路，是因为我们走的是门前的官道，而他走的是……地下的根。“
“什么根？“
“土著的信任、华人的团结、荷兰进步舆论的支持。“威廉一根一根地掰着指头，“他每到一个地方，先不忙着做生意，先交朋友。在华人圈里交朋友，在土著村里交朋友，在总督府里也交朋友。他朋友多到——“他指了指被摔在茶几上的建议书，“连海牙的报纸都帮他说话。我们还怎么打？“
赫尔曼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攥紧了膝盖，指节发白。“那就不打了？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们的生意一点一点地挖走？“
威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看着杯底那一点残留的琥珀色液体，沉默了很久。“赫尔曼，“他终于开了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去碰鸦片特许权？他明明有这个能力，可他只做运输和仓储，从不碰烟馆。“
赫尔曼愣了一下，没答上来。
“因为他心里有一道界线。“威廉把酒杯放在茶几上，站了起来，背着手走到窗前，“他跨不过自己的那道界线。这样的人，可怕，也可敬。可怕的是你永远赢不了他，可敬的是——“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他赢了也不会把对手往死里踩。“
夜色从窗外涌进来，把威廉的背影罩成一团剪影。赫尔曼坐在沙发上，看着哥哥的背影，第一次在自己那张永远趾高气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茫然的、不确定的神色。
“哥，那我们……就这么算了？“
“算了。“威廉转过身来，朝赫尔曼伸出手，“把那些针对裕和行的小动作都收了吧。他既然留了余地，我们也该留个台阶。“
赫尔曼坐在那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伸出手来，跟哥哥的手握在了一起。
巴达维亚的夜在窗外铺展开来，万家灯火在这座热带城市里星星点点地亮着。裕和商行的招牌在某一条街的深处泛着微光，那个“裕“字在灯光下安安静静的，像一个刚刚过了第一道坎的少年，抬头看着更远的路。
张振勋在账房里坐着，面前摊着亨利送来的一份手抄件——总督府关于“尊重民间劳工组织自主运作“的内部备忘函。他把那张纸看了两遍，折好，锁进了铁皮箱里，跟那份“特殊账户“的账簿放在一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巴达维亚的晚风涌进来，带着椰子树和鸡蛋花的香气。远处的港口传来一声汽笛，沉沉的，长长的，像一只巨兽在深海里翻身。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温热的，贴着胸口，一下一下地跳动着，跟他的心跳一样平稳。
“裕和，“他轻声说，“慢慢长吧。“
夜风把他的话吹散了，融进了巴达维亚无边无际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