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
“能说多少说多少。”
“把对方拒绝沟通的过程留下。”
“制度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听话。”
“只能保证该做的事情有人做。”
妇幼科医生提出另一个问题。
“孕妇本人同意转诊，丈夫和婆家反对，听谁的？”
“患者意识清醒，听患者本人。”
“除非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紧急代理情形。”
“家属意见可以记录，但不能替患者作决定。”
赵广平又强调。
“医院办公室会统一印制表格。”
“所有科室使用同一版本。”
“专用录像谈话室本周内完成改造。”
“信息科设置双重备份，任何调取都要留痕。”
“涉及患者隐私的资料，未经审批不能复制，更不能对外发送。”
会议持续了接近两个小时。
结束以后，每个科室都拿到了一份试行流程。
第二天开始，医院组织了三次模拟训练。
一组扮演急性胸痛拒绝住院的患者。
一组模拟儿童高热，家属拒绝转诊。
还有一组模拟外伤后疑似颅内出血，患者坚持回家。
医生不仅要说明风险。
还要判断患者是否真正听懂。
第一次演练时，不少人说得很快。
医学术语很多。
“存在进行性恶化可能。”
“建议完善相关检查。”
“必要时进一步处理。”
这些话听起来规范。
真正让普通人复述时，对方却根本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
林长生站在后面听完，直接说道。
“重新说。”
模拟医生有些尴尬。
“哪里有问题？”
“你告诉他脑子里可能出血了吗？”
“说了存在颅内损伤风险。”
“他听得懂？”
年轻医生重新组织语言。
“你现在头部受过撞击，虽然还能走路，但脑子里面可能有慢性出血。”
“出血一旦增多，会出现昏迷、抽搐，严重会死亡。”
“我们建议立即去县医院做头部检查，并留院观察。”
这一次，扮演患者的人很快便复述出来。
林长生点了点头。
“这才叫告知。”
几轮训练下来，年轻医生逐渐明白。
规范不是把话说得更复杂。
而是把事情说得足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