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以后选派人去中国，不要光看学历和考试成绩。
贝克尔在柏林成绩不算最好的，但他在贺家湾蹲得住，这就是好同志。
瓦格纳成绩好，脑子快，但在县上待了一年没沉下去——这次调整一下，让他蹲下去试试。
选人的时候加一条：愿意蹲下去的优先。”
托勒记下来。
“明白了，主席。”
两人出去了。
韦格纳重新拿起瓦格纳的报告，在最后那段“请中央指示”下面写了一行字：
“中央指示：沉下去。到区里去。到乡里去。把架子搭起来。”
写完了，他把报告放进文件夹，标签上写着“待办——援华政策调整”。
文件夹里已经攒了好几份材料，他翻了翻，把贝克尔和瓦格纳的报告并排放进去，合上文件夹，放到桌角。
窗外菩提树下大街上，有轨电车正靠站，下来一群下班的工人。
对面楼顶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响。韦格纳看了一会儿，回到桌前，开始批下一份文件。
几天之后，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三楼会议室。
十月八日上午，德共中央组织部和对外援助委员会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对华援助策略调整。
会议室不大，长条桌两边坐了十几个人，桌上摊着材料：
韦格纳批过的贝克尔和瓦格纳两份报告、外交部中国处整理的援助物资分配表、组织部拟的援华人员调整方案。
施密特坐主位，托勒和迈尔分坐两侧。
外交部中国处处长海因里希·克劳泽也在，四十来岁，战前在汉堡当过码头工人，后来进外交部专门管亚洲事务。
“韦格纳同志的批示大家都看到了。”
施密特开场，声音不高，
“两条报告摆在一起看，问题很清楚：老区拿七成援助，新区拿三成。老区人口两百万，新区人口也差不多，但新区底子薄、架子没搭起来。
这个比例不改，新区要出大问题。
今天议三件事：人员怎么调，物资怎么分，老区放人的事怎么跟东大同志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