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所有举报，无论实名匿名，一律登记在案，限期答复。
这三件事说完之后，有的单位当场就有人站起来提问——问的是前任干部的事，问的是自己以前送过礼的事。
新任负责人没有回避，一个一个回答。
答完之后，会场里有人鼓掌，有人沉默，有人低着头不说话。
但不管什么反应，会开完了，事情就开始变了。
风气的变化比文件来得快。
二月上旬，州工业委员会门口的小卖部老板跟人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以前每到月底，就会有来买好烟好酒的人，都是拎着去送人的。
这个月没人来买了。
烟酒都搁在架子上落灰。”
旁边一个来买酱油的老工人接了一句——“没人送才好。送了礼才办事，那叫办事吗？
那叫买卖。”
小卖部老板点了点头，把酱油递过去，说了一句——“你说得对。这风气啊，总算正常了。”
二月中旬，监察部把第一批清查结果整理成报告，送到了韦格纳的桌上。
报告里写着——隔离审查三十四人，其中二十三人移送司法机关，十一人给予纪律处分。
追缴违纪所得共计四十七万马克。涉及岗位全部完成接替，新任干部平均年龄三十三岁，党龄九年，全部具有基层工作经验。
韦格纳看完报告之后，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继续查。不要停。这批人处理完了，下一批接着查。
查到一个处理一个。处理一个补一个。
补上去的人，要选干净的。不干净的人，上去了也会被拽下来。”
他把报告合上，递给秘书诺伊曼，说了一句话：
“告诉迈尔同志，青年干部的培养计划要加快。
明年之前，每个州都要储备一批三十五岁以下的后备干部。
这批人不需要多聪明，但必须干净。
干净是第一位的。聪明是第二位的。”
秘书应声出去了。韦格纳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柏林二月的天还是灰的，但窗台上的那盆天竺葵冒出了新芽，绿油油的，在灰白色的天幕下格外显眼。
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笔，翻开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