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放宽标准的人低下头，没有再说话。
方文杰在基金会执行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五年。十五年间他审批了上万份拨款单，每一份都走完三签制，每一份都留了备注卡。他每年年底都会亲自去东北三省走访受助学生。
有一年冬天他在榆树县第一小学的教室里看见黑板上写着一个“铁”字，金字旁写得特别大。
他问是谁写的。一个扎马尾辫的女老师站起来。
“是我——于小凤。”
“这个字是你自己想的吗？”
“是夫人教我奶奶的，我奶奶教我，我现在教学生。”
方文杰站在黑板前面看了很久，然后走过去拿起粉笔，在旁边也写了一个“铁”字——金字旁写得端端正正，力道不轻不重。
“这两个字要并排挂在墙上。”他说完把粉笔放回粉笔盒里，转身对于小凤说，“你奶奶在被服厂学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她拨珠子比你慢，但每一颗都拨到底。你现在是老师了，这个字要教给你的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新生入学第一堂课都写这个字。”
方文杰退休那天，他把墙上那张哈尔滨转运站的照片从相框里取下来，锁进保险柜里。旁边放着一份基金会成立当天的第一份拨款单——审批栏里盖着那枚豁了口的旧印章，旁边是他的签字：方文杰。保险柜门合上时发出一声轻响，跟当年在哈尔滨转运站锁弹药箱时的声音一模一样。
他把保险柜钥匙交给继任者时只说了一句话：“每一笔拨款单上的签字，都要跟当年在转运站签物资清册时一样——签了字就要认到底。”
说完他提起那只从哈尔滨带到纽约的旧手提箱，沿着走廊慢慢走了出去。
走廊墙上挂着基金会历任执行长的照片，第一张是于凤至，头发全白了，站得笔直。他的照片挂在旁边——头发也全白了，但目光还跟当年在转运站清点物资时一样专注。
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拉响了汽笛，低沉而悠长，像当年松花江上拖船的声音，从哈尔滨一路传到了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