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到铅笔，间隔一百零三年。
写完他直起腰，看着玻璃柜里这三样新物件——坦克画、铁字、毕业照。一张是蜡笔画，一张是毛边纸，一张是照片。一百多年前帅府后院那间小小的账房里，一个刚嫁进来的少奶奶在油灯下翻着账本，一颗珠子一颗珠子地拨。一百多年后那个少奶奶的孙子的孙子，把一张榆树县希望小学的毕业照锁进玻璃柜里。
柜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有铆钉孔——不是真的孔，是那种把前后两代人的手劲连在一起的孔。芝加哥钢铁合同上的铅笔批注、三签制章程上的豁口印章、基金会拨款单上的三个签字，全是孔。一代人的手指穿过它，碰到另一代人的掌心。
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闾珣在北营车间门口蹲在地上，拿粉笔画坦克，炮管歪歪扭扭，旁边写了一个“铁”字，金字旁写得特别大。后来于小凤把这个字在黑板上写了几十年，每一个新生入学第一堂课都是这个字。现在他儿子的坦克画和于小凤的铁字并排放在同一个玻璃柜里——两张纸上画的不是同一样东西，但用的是同一种手劲：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认真得不行。
他拿起备注卡，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字：闾珣画的坦克（民国二十一年）、于小凤写的铁字（一九六〇年）、张知远画的坦克（二〇二〇年）。三代人，三种笔迹，同一种力道。
他把玻璃柜的灯光调暗了一些，站在柜前看了很久。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拉响了汽笛，声音穿过玻璃窗传进来。走廊尽头，儿子正在地板上用积木搭一座桥，旁边摆着那只铆钉孔的小算盘——他的手指还短，拨珠子的时候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最上面那排，但他拨得很认真，一颗一颗拨到底，每拨一颗都要抬头看看旁边太奶奶的照片，像是在等她点头。
那张照片里太奶奶站在基金会铜牌旁边，头发全白了，但站得笔直，目光专注而沉静——像在验一枚铜板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