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有些模糊，花的样子看不太清楚，只能看到一团一团的白色，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星星，看不清具体的形状，但知道它们在那里，在亮着，在呼吸，在等他来看。
“你为什么要给它做暖棚？”她问。
李元郑蹲在她旁边，用一根细铁丝把薄膜上被风掀起的一个角重新固定好。
“因为……它在……在开花。开花……很累。要……要帮它。”
邱莹莹看着他的手在薄膜上游走，把每一个可能漏风的角落都用铁丝或石头压住。他的手指在十二月的寒风中冻得有些发红，指尖泛着一种不太健康的、像冻伤前兆的紫红色，但动作还是很稳，不急不慢的，像在做一件很日常的、不需要着急但也不能出错的事。
她把他的手套从口袋里拿出来——他来天台之前她塞给他的，一双黑色的毛线手套，是她自己织的，织得不好，左手比右手大了一号，大拇指的位置偏了一些，握拳的时候会有多余的布料挤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不太舒服。他没有戴，把手套放在口袋里，说“不冷”。但他的手指是红的，指尖是紫的。
“把手给我。”邱莹莹说。
他把手伸过来。她握住他的双手，把它们贴在自己的脸颊上。他的手很凉，凉到她的脸颊在被触碰的一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没有缩开，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用自己的体温去暖他。
他的手开始变暖了。从指尖开始，紫红色一点一点地褪去，变成了红色，又从红色变成了淡淡的粉色。颜色的变化很慢，像日出时天色从黑变灰、从灰变蓝、从蓝变橘红、从橘红变金黄的整个过程被压缩到了几分钟里，快进了，但每一个色调都没有跳过，该有的都有，该经过的都经过了。
“暖了吗？”她问。
他点头。
“下次戴手套。”
他看了看她左手上那只她自己织的、比他戴的那双更早织的、同样大拇指位置偏了的、同样是左手比右手大了一号的手套。她也没有戴，手套塞在口袋里，露出手背上的冻疮。冻疮不大，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处，红红的，肿肿的，像一颗没有熟透的、被冻坏了的草莓。
“你……你也……没戴。”他说。
邱莹莹笑了。笑的时候呼出的白气在两个人之间散开，变成一小片薄薄的、很快就消失了的雾。雾散之后，他的脸在那一刻变得有些模糊，又变得清晰，模糊和清晰之间的那个过渡里，他的表情是她没见过的——不是在笑，不是在难过，是在想什么。想什么？她不知道，但她看到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反的、借来的光，是自己会发的那种。
“我们都不戴。”邱莹莹说，“我们都不怕冷。”
李元郑看着她的眼睛，嘴角弯了一下，弯成了一个小小的、浅浅的、像刚学会微笑的婴儿一样的弧度。他把手从她的脸颊上拿开，从口袋里拿出那双手套，慢慢地把手套戴上了。左手有些紧了，右手刚好。左手的那只她织的时候针数数错了，少了几针，所以比右手小。他没有让她重织，没有说“这只小了”，没有说“没关系”。他把那只小了一号的手套戴上了，五根手指慢慢地插进五个指套里，指套有些短，手指的末端露出来一小截，露出指甲和指甲边缘的倒刺。
他戴好了，把手伸到邱莹莹面前，五根手指张开，像一朵在冬天开的花。手套是黑色的，手指的末端是肉色的，黑色和肉色在一个人的手上同时出现，像两种完全不同的季节在同一天里同时存在。
邱莹莹看着那只露出手指的手套，忽然很想哭。但她没有哭。她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摸了摸那双她织的、同样不完美的、同样被她固执地戴在手上的手套。毛线的触感在指尖蔓延，那种粗糙的、有些扎手的、但很温暖的感觉。不是手套暖，是她织的时候往每一针里都塞了一些东西——在爷爷花店关门之后一个人坐在收银台前面织的时候，在等李元郑来花店的时候，在天台的风铃响起来的时候。那些时候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确凿无疑的东西，像一团被揉皱了的、还没有被熨平的、但已经被叠好放进了抽屉里的纸，它在那个抽屉里，不会不见，不会消失，会在每一个你想把它拿出来看看的时刻，准确无误地被找到。
她把手套从口袋里拿出来，慢慢地戴上了。左手有些大了，右手刚好。她把手伸到李元郑面前，和他一样，五根手指张开。
两双手套，黑色的，毛线的，左手都织错了——他的小了，她的大了。两双错得不一样的手套并排伸在半空中，像两个站错了队的人，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因为站错的人总是能看到同样站错的人。
邱莹莹把手翻转过来，掌心朝上。李元郑看着她的掌心，也把手翻转过来，掌心朝下，覆在她的掌心上。手套和手套之间隔着两层毛线，毛线和毛线之间隔着密密麻麻的针脚，每一个针脚都是一个时间点——她在花店收银台前一个人坐到深夜的那些时间点，他坐在书桌前看着那双手套在台灯下泛着黑色哑光的时间点。那些时间点被毛线固定住了，不会流走，不会消失，会在每一个冬天被戴上手套的那一刻被重新激活。
十二月过了一半，期末考试的通知下来了。
邱莹莹看着贴在教室后墙上的考试安排，心跳有些快。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发现自己不害怕了。那种“一看到‘考试’两个字就胃疼”的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也许是在她第一次主动去找陈秀英补课的那天，也许是在李元郑对她说“我教你”的那天，也许是在更早的某个时刻——在她拿到六十七分的数学试卷、没有被安慰、没有被鼓励、只是被问了一句“你哪里不会”的那个时刻。从那个时刻开始，考试不再是她的敌人，是她的考官，考官不是来为难你的，是来检验你学会了多少的。学会了就是学会了，没学会就是没学会，诚实，公平，不会骗人，也不会被你骗。
她开始在天台上复习。
她把折叠桌搬到阳光最好的地方，把课本和笔记本摊开在桌面上，用彩色笔在纸上画思维导图，用荧光笔标记重点，用便利贴做错题本。李元郑坐在她对面，也复习。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桌面中间放着那盆满天星。白色的花在十二月的阳光下几乎透明，花瓣的边缘有一圈极淡的、像水彩被水晕开之后的紫色。邱莹莹有时候会从书本上抬起头，看一眼那盆花，看一眼花后面那个人。那个人低着头，眉头微微皱着，嘴唇轻轻动着，像是在默念什么，又像是在跟花说悄悄话。他感觉到她的目光，抬起头来看着她。
“怎么了？”他问。
“没什么。”邱莹莹低下头，继续看书。但她的嘴角是弯的，弯成了一个收不回来的弧度，像一朵在冬天不应该开但开了的花，不顾季节，不顾温度，不顾任何“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开”的规则，就是想开。
期末复习的那两周，邱莹莹每天在天台上待两个小时，有时候更长。她把自己不会的数学题一道一道地问李元郑，他一道一道地讲。他讲题的方式还是那样——慢，用比喻，用花。定义域是花盆，值域是花开出来的颜色，函数是阳光照进花盆的角度。她把那些比喻记在笔记本上，每一个比喻旁边都画了一朵小花，小花下面写了两个字——“谢谢”。不是谢谢他讲题，是谢谢他把那些干巴巴的、冷冰冰的、让她胃疼的数学概念，变成了有温度的、可以触摸的、可以理解的东西。
一月初，期末考试。
考完最后一门的那天下午，邱莹莹走出考场，在走廊上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手臂伸得很高，手指几乎碰到了天花板，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这个拉伸中发出一种舒服的、被释放了的叹息。她把手臂放下来，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给李元郑发了一条消息：“考完了。”回复很快：“嗯。”“你在哪？”“天台。”
邱莹莹爬上六楼，推开铁门。风铃响了一声，铝片在几乎没有风的时候自己碰撞了一下，发出细碎的、像星星碰撞的声音。天台上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楼下某个教室里有人在打扫卫生，扫帚在地面上发出“唰——唰——”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一个在数数的人，数到一百了还在数。
李元郑站在天台中央，背对着她，面对着那排被暖棚罩着的满天星。
他没有转身，没有回头，只是站在那里。夕阳从玻璃穹顶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的后背上，把他的灰色校服外套照成了一种温暖的、像被火烤过的橘色。他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她的脚边，像一个在等她走过去的手。
邱莹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并肩站在满天星前面。
暖棚里的花还在开着，白色的小花在塑料薄膜下面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薄雾看星星。薄膜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水珠在夕阳里闪着光，一颗一颗的，像夜空中的露珠，又像星星落在地上之后被冻住了，变成了冰，冰在慢慢融化，化成水，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落在土里，落在花瓣上，落在那些他们曾经一笔一划写下的字上面。
“成绩还没出来。”邱莹莹说，“你猜你又是第一名。”
李元郑没有回答。
“你不想当第一名吗？”
他想了想，说：“想。但不是……不是最想。”
“最想什么？”
他伸出手，指向那盆满天星。手指不指着花，指着花盆上那张标签。标签被暖棚里的水汽打湿了，纸张有些皱，墨水有些洇，字迹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出写的是什么——“满天星。花期：春天到秋天。花语：真心喜欢。种花的人：李元郑和邱莹莹。”
“最想……和你的名字……写在一起。”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天台上，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那些被刻在陶盆上的字一样，不会被风磨平，不会被雨冲刷，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模糊。它们会一直在那里，在陶盆上，在标签上，在天台的每一个角落里，在风铃的每一片铝片上，在那些他们一起度过的、还没有被记录的、但已经被深深记住了的日子里。
邱莹莹看着那张被水汽打湿的标签，看着两个名字并排写在种花的人那一栏——“李元郑”和“邱莹莹”。中间没有“和”字了，就是两个名字并排靠在一起，没有连词，没有标点，不需要任何东西把两个名字连接起来。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夕阳从玻璃穹顶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两个人的手上。落在那双黑色的毛线手套上，一双手套左手比右手大了一号，另一双手套左手比右手小了一号。两只左手并排放在他的口袋里，两只右手在口袋外面，十指交握，手套和手套之间的毛线摩擦着，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风铃响了。这一次不是一声，不是两声，是连续的好多声，铝片在真正的风里碰撞、摇晃、旋转，发出细碎的、像星星碰撞的声音。那声音在天台上回荡了很久，和那些还在开的花、已经谢的花、正在准备开的花、在沉睡的花，和那些还在土里沉睡的种子，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会被任何人复制的、关于这个冬天的全部记忆。
（第十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