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不同的房间，做着同样的动作，用着同样的姿势，像两面镜子互相映照着。
“练了一天。”他的声音从手机扬声器里传出来，有些失真，有些沙哑，但那种沙哑不是疲惫，是长时间没有说话、声带不太习惯发声的那种沙哑。
“练的什么曲子？”
“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弹给我听。”
他把手机放在钢琴谱架上，退后两步，让摄像头对着钢琴和自己。酒店的钢琴是立式的，黑色的，漆面在灯下反着光。他坐下来，调整了一下琴凳的距离，把手放在琴键上。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确认她还在看，然后低下头，手指落下了。
邱莹莹把音量调到最大，把手机贴在耳边。
音乐从那个小小的、薄的、装不下任何乐器的手机扬声器里传出来，被压缩过，被过滤过，缺失了很多细节——没有了钢琴的共鸣，没有了琴弦的震动，没有了琴槌敲击琴弦时那种细微的、像心跳一样的撞击声。但旋律还在，节奏还在，那些被他用指尖诠释出来的情感还在。它们没有被压缩，没有被过滤，它们从省城那家酒店的房间里，通过电波、通过信号塔、通过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信号，跨越几百公里的距离，落进了她的耳朵里。
她听完了，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两个人隔着屏幕，安静了一会儿。
“好听吗？”他问。
“好听。”她说，顿了顿，“但我想听那首。”
“哪首？”
“你写的那首。没有名字的。在天台上弹过的。”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首……没有……没有练。这次……比赛……不弹。”
“我知道。但你弹给我听。不是比赛，是给我。”
他低下头，手指重新落在琴键上。这一次的音乐不一样——没有肖邦的复杂和华丽，没有协奏曲的宏大气势，没有那些需要高超技巧才能驾驭的快速音阶和八度跳跃。它很简单，简单到像是用铅笔在白纸上画的素描，没有颜色，没有光影，只有线条。一条一条的，朴素的，笨拙的，但每一笔都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
邱莹莹听完了，还是没说话。
这一次她不是因为找不到话说，是因为如果她开口，声音一定会抖。那种抖动会被麦克风捕捉到，会被压缩成数字信号，会通过电波传到他的手机里，会从手机扬声器里放出来，那是一个被拆解、传输、重组之后的声音，它还会抖，还会传出一颗正在抖动的、不稳定的、随时可能碎掉的心脏的声音。
“我想你了。”她终于说出了口，声音比她预想的要稳一些。
屏幕上，李元郑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那种被闪光灯闪到的亮，是那种从内向外的、像灯被打开一样的亮。
“我也是。”他说，没有卡壳，没有停顿。
第二天，邱莹莹在花店里有了一个新发现。
她正在整理货架上的多肉植物，把它们按照品种和大小排好。熊童子和玉露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叶片像石头一样的生石花。她把最大的那盆熊童子放在最上面一层，最小的那盆生石花放在最下面一层。放完之后觉得不好看，又换了位置。换了又觉得不好看，又换回来。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按照最开始那样放了。
她蹲下来收拾地上的碎叶和泥土的时候，手碰到了货架最底层的里面。那个地方平时够不到，货物放得太满的时候，最里面的东西就会被遗忘、被忽略、被时间埋在灰尘里。她的手指碰到了一个小小的、陶的、凉凉的东西。
她把它掏出来。
是一个小花盆。陶的，手工做的，没有上釉，摸起来粗糙而温暖。盆身上歪歪扭扭地刻着一行字——“你一定是最好的。” 是李元郑刻的那个。是她放在窗台上、每天睡前用手指描一遍的那个。它怎么在这里？它不应该在这里。它应该在花店卧室的窗台上，在她每天睁开眼睛第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邱莹莹拿着那个花盆走到柜台前面。爷爷在算账，老式计算器的按键声“滴滴滴”的，像一只小虫子在叫。
“爷爷，这个花盆怎么在这里？”
爷爷抬起头，看了一眼那个花盆，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拿来的。”
“为什么？”
爷爷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账本上，看着她。“你的窗台上花太多了，那个盆太小了，放在那里不显眼。我拿到店里来，想给它换一盆花，换一个大一点的盆，放在显眼的地方让大家看。”
邱莹莹握着那个小花盆，盆身上那行字被她的手指覆盖着。“你一定是最好的”变成了“你一定”，后面的字被她的手掌遮住了，看不到。
“不要换。”她说，声音不大，但很认真，“这个盆只能种一种花。就是他自己种的那种花。”
爷爷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个笑容里有一种“我知道了”的了然，也有一种“你长大了”的欣慰，还有一种“你跟你奶奶真像”的、穿越了时光的怀念。
“那你自己种。”爷爷把剪刀递给她，“种你喜欢的。”
邱莹莹从爷爷手里接过剪刀，走到货架前面，挑了一株小小的、刚发根的满天星。满天星的根很细很白，像一小团细细的、柔软的毛线。她小心翼翼地把根埋进陶盆的土里，用手指把土压实，浇了一点水。水渗进土里，陶盆的颜色变深了一些，从浅陶色变成了深陶色，像被水唤醒了一样。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空白的标签，紫色的彩笔，在标签上写了两行字——“满天星。重新种下的。花语还是那个。真心喜欢。”
她把标签贴在花盆上，放在收银台最显眼的位置。阳光从玻璃门照进来，落在那个陶盆上。盆身上那行“你一定是最好的”在光里闪闪发亮，像一句被刻在石头上的、永远不会被风雨磨灭的誓言。
下午三点，邱莹莹收到了一条意外的消息。
不是李元郑发的，是顾言舟。
“邱莹莹，园艺角的花开了。薰衣草。你要不要来看看？我拍了几张照片。”
下面是三张照片。第一张是薰衣草的近景，紫色的花序在阳光下变成了淡紫色，几乎要跟背景融在一起，但边界还是清晰的。第二张是整片薰衣草田——六株，全部开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紫色的穗状花序在风里轻轻摇晃着，像六串被固定在土地上的紫色风铃。第三张是长椅和鹅卵石，长椅上的漆干了，鹅卵石铺得很整齐，阳光照在上面，鹅卵石的表面泛着湿润的光泽，像被水洗过一样。
邱莹莹看着那些照片，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高兴，因为薰衣草开了，在六月的第二周，她赌赢了——她说过薰衣草会在六月的第二周开花，李元郑说会在六月，但没有说第几周。按照赌约，输了的人要请赢了的人喝奶茶。但现在说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因为输了的那个人不在，在几百公里外的省城，在一架黑色立式钢琴前面，用一双因为练琴而微微发红的手指，弹着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她给顾言舟回了一条消息：“很好看。谢谢你告诉我。输了的人欠赢了的人一杯奶茶，先记着。”
回复很快来了：“输赢？你跟谁赌的？”
“李元郑。”
对方输入了很久，久到邱莹莹以为他不会回复了。然后消息来了，只有几个字：“他赢了还是你赢了？”
“我赢了。他说六月，我说六月的第二周。今天是六月十号，第二周，开了。所以是我赢了。”
这一次对方输入的时间更长了。邱莹莹盯着屏幕上那行“对方正在输入”，看着它出现、消失、又出现、又消失，像一盏快要没电的指示灯，明明灭灭的。
消息终于来了：“那他也赢了。他赢了你。”
邱莹莹看着这行字，沉默了很久。顾言舟的意思是——李元郑赌的是六月，不是六月的哪一周。六月本身就是一个区间，一个范围，一个大概的、不精确的、留有余地的猜测。他故意不说第几周，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会说一个具体的数字。不管她的数字是多少，他都可以在她的数字旁边，写一个更大的、更能包容她的、更安全的数字。他赌的不是薰衣草什么时候开花，他赌的是她会不会在花开的时候想起他。这才是真正的赌约。他赢了。
因为她在花开的时候，确实想起了他。
邱莹莹把顾言舟发的三张照片转发给了李元郑，附了一行字：“薰衣草开了。第二周。我赢了。”
回复很快：“你赢了。奶茶等我回来买。”
又过了一分钟，又来了一条：“花开的时候，我刚好在想你。”
邱莹莹把手机扣在胸口，坐在花店门口的台阶上。六月的阳光很烈，晒得她的手臂发烫，晒得她眯起了眼睛，晒得她的影子缩成了一小团，紧紧贴在她的脚后跟，像一个不愿意离开她的、小小的、黑色的孩子。风吹过来的时候带来了栀子花的香味——不是花店里那盆栀子花的香味，是街道转角处不知道谁家种的那棵栀子花的香味。
夏天的花，总是比春天的花开得更用力。可能是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夏天一过就是秋天，秋天一过就是冬天，所以要在还能开的时候，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拿出来，开得大一点，开得香一点，开得让人忘不掉一点。
邱莹莹把手机从胸口拿起来，又看了一遍那条消息。
“花开的时候，我刚好在想你。”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一遍又读一遍。短短的十四个字。十四个字，不需要拆解，不需要诠释。每一个字都是它自己，像那些花，玫瑰就是玫瑰，百合就是百合，满天星就是满天星。不需要解释“我为什么是玫瑰”。我就是。
她打了一行字：“栀子花也开了。你回来的时候，也许还能闻到。”
消息发出去之后，她靠在花店的门框上，闭上眼睛。阳光透过眼皮变成了一种温暖的、橘红色的光，那种光在她的视野里慢慢地扩散、慢慢地变淡、慢慢地变成一种接近于无的颜色。在那种颜色里，她看到了薰衣草，看到了一片紫色的穗状花序在风里轻轻摇晃；看到了满天星，看到了一片白色的小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看到了一个人，穿着白衬衫，蹲在花盆前面，用一支紫色的彩笔在空白的标签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一行字。他写得很慢，很用力，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石头上刻碑文。她把眼睛睁开，阳光还是那么烈，风还是那么暖，栀子花的香味还是那么浓。
手机屏幕亮了。
李元郑发来了一张照片。不是薰衣草，不是满天星，不是任何花。是一张自拍。他站在酒店的阳台上，背后是省城的天际线。高楼大厦在夕阳里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天空从橘红色渐变到深蓝色，像一块被水洗过的、正在慢慢褪色的画布。他穿着那件白色T恤，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嘴角弯着一个浅浅的、像刚学会微笑的婴儿一样的弧度。他的眼睛看着镜头，但邱莹莹知道他没有在看镜头。他在看她。透过镜头在看那个拿着手机、坐在花店门口的台阶上、被六月的阳光晒得眯起眼睛、手心里握着一把铜钥匙和一把银钥匙的人。
她在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她。
不管隔着多少距离，不管中间有多少座山、多少条河、多少个城市、多少公里的铁路和公路。
他们都在看对方。
（第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