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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章 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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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很忙。他很少陪我,但我知道他爱我。因为他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礼物。”现在她不用带礼物了,她送了他最贵重的礼物——这本还只存在于稿纸上的书。

    “爸,您觉得怎么样?”陈溪坐在他旁边,紧张地看着他。

    “好。”河生摘下老花镜,“比我写的还好。”

    “真的?”

    “真的。你好好写,写完了爸爸帮你联系出版社。”

    “谢谢爸。”

    陈溪抱着稿纸跑回房间了。河生看着她的背影,想起自己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这样,写了改,改了写。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写到自己满意为止。

    河生一个人在北京待了两天。头天参加完方卫国的新书首发式,第二天又去拜访了几位老朋友。老朋友们都在变老,他看着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心里有些发酸,却也不知该说什么。时间是最大的变量,也是最公平的判官,它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相同的痕迹,只是有人早一些,有人晚一些。

    回上海的高铁上,河生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风景。麦子已经收完了,玉米正在拔节,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一块一块的玉米地像整齐的棋盘,在阳光下闪着墨绿色的光。他想起小时候,大暑前后,玉米长到一人多高,地里面密不透风,闷热得很。他跟着母亲去玉米地里拔草,玉米叶子划在脸上,又疼又痒。母亲在地里干活,弯着腰,一干就是一整天。汗水把她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她的脸上全是汗,但她从来不叫苦,也不喊累。他不喜欢干农活,太累了,他喜欢坐在黄河边看德顺爷的船。德顺爷说不想干农活就好好读书,读了书就不用干农活了。他听了,好好读书,考上了大学,来到了上海,造了航母。他不用干农活了,可母亲还在干,干到她干不动为止。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溪发来的微信。“爸,您什么时候回来?我写完了第一章,您帮我看看。”

    “下午三点到。”他打字。

    “我去接您。”

    “不用。打车回去。”

    “我去接您。”她又发了一遍,加了感叹号。

    河生笑了。这孩子,跟她妈一个样,犟得很。

    下午三点十分,高铁到站。河生走出出站口,看到陈溪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瓶冰红茶。“爸,这儿呢。热吧?喝点水。”他接过冰红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冰红茶很甜,很凉。他不是小孩了,不喝这些,但女儿买的,他就喝。

    “不是不让你来吗?”河生嘴上责怪着,心里却是暖的。

    “反正闲着。”陈溪挽着他的胳膊,“爸,您看我的稿子了吗?”

    “车上看了。”

    “怎么样?”

    “好。”河生重复了在北京时的评价,“比我想的还好。”

    “真的?”她眼睛一亮。

    “真的。你好好写,将来比你方叔叔写得好。”

    陈溪笑了。“方叔叔听了该不高兴了。”

    “他不高兴?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老说年轻人比他写得好。”

    陈溪挽着河生的胳膊,父女俩慢慢地走出火车站。

    大暑将尽,立秋在望。河生站在阳台上,远处的黄浦江在暮色中静静流淌,江面上映着两岸的灯火。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轻轻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暮色中响起来。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过了大暑,就是立秋。春天走了,夏天也要走了。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可他知道,每一个节气都在告诉他要好好活着。春天要播种,夏天要耕耘,秋天要收获,冬天要收藏。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不着急,也别停。德顺爷说黄河的水一年四季都在流,夏天快,冬天慢,可它从来不会停下来。船也一样,停了就锈了,人也是一样。

    六

    回到家的第二天,河生接到了大哥的电话。大哥说,枣树被风刮断了一根大枝,心疼得不行。那根枝子结了很多枣,青青的,眼看着就要熟了。大暑的太阳太毒,风也大。河生心里一紧,问大哥那根枝子还能接上吗。大哥说接不上了,断了就断了,好在根还在,明年还能发新枝,只是今年的枣少结不少。

    “哥,你身体怎么样?”河生把听筒贴近耳朵。

    “还行。”大哥说,“就是腿还是有点疼。老了,不中用了。”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哥,你少干点活,多休息。”

    “不干活干啥?闲着更难受。”

    河生没有再劝。大哥这脾气,劝也劝不动。他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看着那棵石榴树。果子又红了一些,再过一个月就该熟了。他想起父亲种的那棵枣树,那棵树比他年纪还大,是父亲年轻时候种的。每年秋天,枣红了,母亲打下来,晒干了,留到冬天吃。他最爱吃枣,脆的、干的都爱吃。母亲说河生你像枣,皮红心甜。现在母亲不在了,可枣树还在,枣还在,甜还在。

    大暑的最后一天,河生一个人去了一趟外滩。傍晚去的,夕阳把黄浦江染成了金红色。他沿着江边慢慢地走,走得很慢。他想起年轻时,他和林雨燕在这里散步。那时候他们刚结婚不久,租住在虹口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每天晚上吃过饭,他们就沿着江边走,从外白渡桥走到十六铺,再走回来。那时候穷,但很快乐。他们聊未来,聊孩子,聊老了以后的日子。林雨燕说以后有了钱,想去桂林看看。他说好,以后带你去。现在有钱了,可她老了,走不动了。不是真的走不动,是没有那份心气了。人就是这样,年轻时候想去的地方,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有时间了,又不想去了。

    他靠着栏杆,看着江水缓缓东流。江水是不会回头的,他知道。母亲走过这条路,德顺爷走过,孟教授走过,周老师走过,大哥也走过。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路,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但都在往前走。

    “爸,您在这儿呢。”陈溪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河生转过身,看到她站在不远处。“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您。”她走过来,“妈说您一个人出来了,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小孩。”

    “您比小孩还不让人省心。”她挽着他的胳膊,“走吧,回家。妈做了您爱吃的红烧肉。”

    河生笑了。“好。回家。”

    父女俩沿着江边慢慢地往回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七

    八月四日,立秋的前三天。陈溪在家里收拾行李。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学了,她要提前准备好。衣服、鞋子、洗漱用品、笔记本电脑,她一样一样地装进行李箱,又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反复好几次,总觉得少带了什么。

    “妈,我的充电器放哪了?”

    “在你书桌的抽屉里。”林雨燕在厨房里忙活着,声音隔着墙壁传过来。

    陈溪跑进书房,找到充电器。

    “妈,我的牙刷呢?”

    “在卫生间。你自己不会找?”

    陈溪又跑进卫生间。

    河生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大学时的情景。那时候他一个人去的,背着蛇皮袋,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母亲烙的饼。没有箱子,没有充电器,没有电脑,连手机都没有。他只带着一张录取通知书和一颗不安分的心,从洛阳坐绿皮火车到上海,哐当哐当地晃了十几个小时。那时候的绿皮火车慢得很,逢站必停,逢车必让。车厢里人挤人,没有座位,他站了十几个小时,腿都肿了。但他不觉得累,心里全是激动和期待。

    “爸,您上大学的时候带什么了?”陈溪坐到他旁边。

    “几件衣服,几个饼。”

    “就这些?”

    “就这些。”

    “没有箱子?”

    “没有。蛇皮袋。你们现在用的那种编织袋,以前叫蛇皮袋。”

    “蛇皮袋?”陈溪想了想,“装化肥的那种?”

    “对。”

    陈溪笑了。“您真简朴。”

    “不是简朴,是穷。穷就只能简朴。”河生顿了顿,“但穷不怕。只要肯努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陈溪点了点头。

    八

    八月六日,方卫国从北京来了。这次是一个人来的,方远没跟着。他要参加陈溪的升学宴。升学宴定在八月八日,立秋那天。林雨燕说立秋是个好日子,寓意好。陈溪说哪天都行,方卫国说立秋好,秋收冬藏。

    方卫国老了,背更驼了,头发更白了。陈溪去车站接的他,一路上扶着他,怕他摔了。他笑着说没事,还能走。

    方卫国从包里拿出一个锦盒。“溪溪,送给你的。你上大学了,方叔叔没什么好东西送你。”陈溪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支钢笔,笔杆是黑色的,笔尖是金色的。

    “方叔叔,这是什么笔?”

    “派克。我年轻时买的,一直没舍得用。”他顿了顿,“现在送给你。”

    陈溪的眼眶红了。“方叔叔,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你好好用它,写出好文章。”

    陈溪点了点头。

    河生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方卫国坐在河生旁边,两个人喝着酒。方卫国喝的是红酒,河生也是。林雨燕不让他们多喝,一人两杯,不多不少。

    “河生,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不值?”方卫国举起酒杯。

    “值。”河生也举起酒杯。

    “我也觉得值。”方卫国和他碰了碰杯,“干了。”

    “干了。”

    两个老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林雨燕在旁边瞪了他们一眼。“说好了两杯,一人两杯。不许再喝。”河生和方卫国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九

    八月八日,立秋。升学宴。酒店的宴会厅不算大,摆了几张桌子,坐满了亲戚朋友。河生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新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陈溪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散着,化了淡妆。

    河生站起来,举起酒杯。“今天是溪溪的大喜日子。溪溪考上复旦大学,爸爸为你骄傲。”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刻在石头上的。

    陈溪站起来,眼眶红了。“爸,谢谢您。您辛苦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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