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琼驻守御营、假扮帝王替身迷惑辽军，自己则因腿伤剧痛、无法骑马，换乘驴车连夜向南狂奔、仓皇逃命，狼狈至极。
彼时辽军主将耶律休哥亦在激战中身受三处重伤、无法骑马，只能乘坐轻车督军追击，一路穷追至涿州，终究未能擒获宋太宗，方才收兵回撤幽州。
七月九日，赵炅逃至易州金台驿，方才得知数十万北伐大军已然全军溃散、彻底溃败。他急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就地收拢溃散逃兵、收拾残部，自己不敢停留、继续连夜南逃。
七月十一日，赵炅逃至定州，确认辽军已然收兵北还，方才得以喘息、暂稳心神。七月十三日，自定州启程南归，一路奔波跋涉，直至七月二十八日，方才狼狈返回京城开封，第一次幽州高梁河之战，以大宋惨败彻底告终。
此战之后，赵炅复盘兵败得失，晚年曾自省坦言：“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深刻反思自己年少气锐、急于求成、轻敌冒进、孤军深入的致命失误。
高梁河惨败之后的一年之内，辽军凭借大胜之势，屡次南下入侵大宋边境，在满城、雁门关、瓦桥关（雄州）等边境要塞连年开战，宋辽互有胜负、边境战火不息。瓦桥关之战后，赵炅一度再度雄心再起，意欲重整兵马、二次亲征幽州、雪耻复仇，最终在文臣李昉、扈蒙等人的反复劝谏劝阻之下，方才从大名府班师回朝，暂缓北伐计划。
此后数年，赵炅调整对辽战略，不再单纯依靠正面强攻，转而采取远交近攻、多方围堵的外交策略，主动联络鞑靼、定安、女真、高丽等辽朝周边部族与藩国，试图联合各方势力南北夹击、四面围堵辽朝，孤立契丹政权，为二次北伐创造有利条件。
数年后，知雄州贺令图等边境官员屡次上奏，上报辽朝新君年幼、母后临朝、主少国疑、朝堂动荡、内部不稳，是北伐复仇、收复幽燕的天赐良机。赵炅得报之后，再度燃起北伐之志，决意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对辽北伐。
此次北伐筹备，赵炅汲取朝堂保守派的反对压力，摒弃中书门下文官集团，极度隐秘专断，仅与自己亲信掌控的枢密院秘密谋划军机，一日之内数次召见枢密近臣密议，全程绕开宰相执政班子，独断专行、一意孤行。
同时吸取高梁河孤军深入、攻坚受挫的惨痛教训，制定声东击西、分路进军、梯次推进的全新战术：以曹彬率领东路主力大军从山前出兵、虚张声势，牵制辽军主力、吸引辽朝全部注意力；再由潘美、田重进率领西、中两路大军趁虚而入，快速攻取山后诸州，待山后之地尽数收复，三路大军会师合兵，再合力强攻幽州、一举收复幽云全境。
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大宋第二次北伐正式打响，史称雍熙北伐。
战事初期，宋军三路并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西路潘美军神速推进，接连攻克寰州、朔州、应州、云州四州之地，山后疆土尽数收复；中路田重进从飞狐口出兵，大破辽军、攻占蔚州；东路曹彬主力大军从雄州、霸州北上，连克岐沟关、新城、固安，顺利攻占涿州，兵锋直指幽州，战局一片大好，朝野振奋。
辽朝迅速调整部署、紧急调集全国精锐援军驰援前线，战局瞬间逆转。东路曹彬十万主力大军孤军深入、粮草补给线过长，随军粮草迅速耗尽，无力固守涿州。十余日后，曹彬被迫率军撤离涿州，退守雄州补充粮草、休整兵马。
赵炅远观战局调度，早已察觉东路军进军过快、根基不稳、隐患极大，得知大军擅自撤军之后，震怒不已，痛斥曹彬“失策之甚”，即刻下诏严令：东路军不可贸然再战、不可轻易进退，需沿白沟河靠拢米信所部驻军，固守防线、养精蓄锐、按兵不动，牢牢牵制辽军主力，为西路、中路大军彻底平定山后争取时间，待三路大军完成既定战略目标、全员会师之后，再与辽军主力
第708章 攻守易势-->>(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