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小就喜欢编书。他家的老宅里，有一间书房，名叫“青箱堂”。青箱是青色的书箱，堂是堂屋。他把书房当成了一座宝库，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守库人，在宝库里读书，在宝库里编书，在宝库里等着那些被遗忘的诗文回来。他在书架上摆满了书，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金石碑版，无所不有。他把那些书当成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他对着书说话，说那些不敢对任何人说的心事。书不会回答，可书会听。他不怕书不会说话，怕的是书散了，他的心事没有人听了。他怕自己忘了自己是谁。他不能忘。他还要编书，还要写书，还要等那个人来。
他三十岁那年，中了进士。那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官服，从紫禁城的午门走出来，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他想起小时候在青浦的雨夜里读书的日子，想起父亲教他编书的日子，想起那些一去不返的、无忧无虑的、再也回不来的日子。他知道，那些日子回不来了。可他还是要回去。他辞了官，回到了青浦，回到了青箱堂。他在青箱堂里，编书，写书，读书。他把那些在京城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编进了书里，写进了书里，读进了书里。他的书，越来越厚，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像书，像他这个人——厚，多，重，深。他用字越来越少，用意越来越多，字少到几乎没有痕迹，意多到纸都皱了。他不在编书，他是在哭。把哭编成书，把泪化成字，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
他编了一部《湖海诗传》，编了十年。十年里，他编了改，改了编，编了又改，改了又编。他编了无数遍，改了无数遍，改到纸都皱了，编到眼睛都花了，改到头发都白了。可他不停下来。他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编不出那部《湖海诗传》了；他怕编不出那部《湖海诗传》，就再也救不回那些诗了。他救的不是诗，是史。是那些被战火烧毁了的、被时间湮没了的、被世人遗忘了一百年的、纸上的史。
他在《湖海诗传》的序言中写道：“余生平无他好，惟好诗。每见佳什，必手录之。虽风雨寒暑，不辍也。盖恐其一旦散失，后人无由见之。”
每见佳什，必手录之——每见到好的诗篇，他一定亲手抄录下来。虽风雨寒暑，不辍也——即使风雨寒暑，他都不停止。盖恐其一旦散失，后人无由见之——他只怕这些诗一旦散失了，后人就再也见不到了。他不是学者，他是救火者。他在时间的火场里，抢出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诗篇，录下来，编起来，印出来，让它们活在纸上，活在书里，活在读者的心里。他不能让它们活过来，可他能让它们不被忘记。不被忘记，就是活着。活在他的《湖海诗传》里，活在读者的眼里，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
他编了一部又一部，编了五十年，编到纸都黄了，编到字都花了，编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他不停下来。他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编不出那些总集了；他怕编不出那些总集，就再也救不回那些诗了。他编到最后，只剩下一部书。那部书，不是《湖海诗传》，不是《金石萃编》，不是《明词综》。那部书，是他自己。他在那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三个字——“王述庵”。他不需要被人记住，可他需要被人知道。知道是他，把这些诗从风雨中救出来的；知道是他，让它们活在了纸上；知道是他，替它们守了一辈子的孤灯。他不怕被人忘记，怕的是它们被人忘记。它们被人记住了，他就满足了。
他晚年，是在青箱堂里度过的。青箱堂，是他自己取的名字。青是青色，箱是书箱。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只青箱，立在青箱堂里，立在风雨中，立在
第九十六章 青箱堂：王昶与那一部未竟的韵-->>(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