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一直写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桂花开了满院，香得人心里发慌。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沈家的媳妇，是沈某的妻子，是沈某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沈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沈某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焚香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香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澹香斋里焚一炉香，坐在炉前，看着那一缕青烟从炉盖的镂空花纹里升起来，升到半空，散了，化了，不见了。她不是在观烟，她是在观自己。自己的一生，也像这缕烟，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升起来，散开去，什么也抓不住。可她不甘心。她要把自己抓住，抓住在诗里，抓住在词里，抓住在那炉还没有散尽的篆香里。
她在《澹香斋诗稿》中写道：
“炉烟袅袅昼初长，独坐空斋鬓已霜。旧日和君同品篆，今朝惟我自添香。”
炉烟袅袅昼初长——炉烟袅袅地升起，白天越来越长。独坐空斋鬓已霜——她一个人坐在空斋里，鬓发已经白了。旧日和君同品篆——从前，她和他一起品评篆香。今朝惟我自添香——今天，只有她自己添香。
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沈某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澹香斋的书桌上，停在那只博山炉里，停在那缕再也闻不到的篆香中。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沈某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会焚香、会哭的躯壳。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李端明是蕉园七子中最安静的一个。她不善言辞，不喜应酬，可她的诗，是社中写得最深婉的。林以宁说她“诗淡而腴，如秋兰含露”，柴静仪说她“笔致幽邃，如古井微澜”。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澹香斋诗稿》中写道：
“记得蕉园初聚首，诗成击节共吟秋。而今人散香犹在，独对残炉泪暗流。”
记得蕉园初聚首——她记得那年秋天，她们第一次在蕉园里相聚。诗成击节共吟秋——诗写成了，她们击节吟哦，共赏秋色。而今人散香犹在——如今人散了，可那炉香还在。独对残炉泪暗流——她一个人对着残炉，眼泪暗暗地流。
那些女子，后来一个个地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病了，柴静仪嫁了，朱柔则搬了，冯又令死了，毛安芳走了。蕉园诗社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李端明一个人，守着澹香斋，守着那只博山炉，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还在焚香，焚给那些散了的人，焚给那些死了的人，焚给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她焚了一炉又一炉，焚到香灰积了厚厚一层，焚到炉膛都满了，焚到再也添不进去了。可她还在焚。不焚，她怕那些人的魂，找不到回来的路。
我走到那张书桌前，伸出手，轻轻拂去桌上的灰尘。灰尘很厚，厚得像一层霜。桌面上刻着几行字，字迹很浅，浅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辨认了很久，才勉强认出那几行字：
“香尽炉寒，人去楼空。旧诗犹在，谁与和同？”
香尽炉寒——香燃尽了，炉也冷了。人去楼空——人走了，楼也空了。旧诗犹在——旧日的诗还在。谁与和同——谁能和她唱和呢？她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澹香斋的书桌上，压在那只博山炉里，压在那缕再也升不起的篆香中，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转过身，走到墙角，蹲下来，轻轻抚摸着那只博山炉。铜胎已经锈了，锈成青绿色，像她晚年穿的那件褪了色的青布衫。炉盖上的山峦纹样模糊了，可还能看出那层层叠叠的峰
第七十三章 澹香斋李端明与那一炉未冷的篆香-->>(第2/3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