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活。不是花不好，是土不好。钟山的土，太硬了，太冷了，太瘦了，养不活那些娇贵的花。可她还是种。种了一年又一年，种到手指都磨破了，种到腰都直不起来了，种到再也种不动了。她不是不知道种不活，她是不甘心。不甘心那些花，开在别人的院子里，开在那些她到不了的地方，开在她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地方。她到不了，只能种。种下去，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在《钟山秀才诗》中写道：
“种梅三十年，花落人亦老。明年花开时，不知谁来看。”
种梅三十年——她种了三十年的梅花。花落人亦老——花落了，人也老了。明年花开时——明年梅花开的时候。不知谁来看——不知道谁会来看。她写了三十年，种了三十年，等了三十年。可她没有等到那个来看花的人。那个人，死了。死在那年冬天，死在那场她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里。她等不了了。她死了。死在那年春天，死在梅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枝梅花。梅花是白的，白得像雪，像月光，像她年轻时穿的那件素白的衫子。她把梅花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她去找他了。找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找那个在灯下批她诗稿的人，找那个说“仲淑，你又瘦了”的人。她找了三十年，终于找到了。
我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转过身，准备离开。走到院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院子还是那个院子，荒的，空的，静的。可我觉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还在。在那间小屋里，在那幅梅花图上，在那支秃了笔头的笔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她。听见她磨墨的声音，听见她铺纸的声音，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轻轻地念着那句——“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
她念了一辈子，念到声音都哑了，念到字都模糊了，念到再也念不动了。可她还在念。在风里念，在雨里念，在钟山的云雾里念，在那句“一般清瘦似君心”里念。
我撑着伞，走下了山。雨丝细细密密的，落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么。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这场雨的长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从钟山脚下的老宅到山顶的梅花林，从梅花林到老宅。她走了一辈子，走到腿都软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在梦里走，在诗里走，在那句“明年花开时，不知谁来看”里走。
走到山脚下，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钟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画里有山，有树，有云，有雾，有那间破败的小院，有那幅黄了纸的梅花图，有那支秃了笔头的笔。还有她。她在画里，在山的深处，在雨的尽头，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她没有走。她从来不需要我找，她只需要我记得。记得她叫姚淑，字仲淑，号钟山秀才。记得她写过“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与琼林”。记得她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一个人，活了五十年，写了五十年，画了五十年，等了五十年。
她等了五十年，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可她等了。等了，就够了。不是所有的等待，都需要结果。有些等待，本身就是结果。她在等待中，活成了梅花，活成了诗，活成了那支秃了笔头的笔。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那株老梅，年年冬天开花，年年春天落叶，年年夏天枯枝，年年秋天等着下一个冬天。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梦都碎了。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钟山上，落在梅花林里，落在那间破败的小院中，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