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透明”、“大家监督”。
“听起来…是比放活期强。”二叔沉吟道，“但这个什么可转债，真那么保险？万一你判断失误，买错了呢？”
“二叔，这个策略的核心不是‘判断’，而是‘规则’。”古民解释道，“我不需要判断哪只股票会涨，我只需要按照既定规则，买入一篮子符合条件（高评级、价格接近100元）的可转债，然后持有。赚的是规则和时间的钱，不是运气的钱。就像您把钱存定期，赚的是银行给的利息，不需要判断银行会不会倒闭一样。我们挑选的可转债，其背后的公司，比大多数银行的信用风险可能还低。而且我们分散持有，进一步降低了单个公司出问题的风险。”
“那…赚的钱，真能覆盖利息？”姑姑关心的是实际效果。
“目标就是覆盖2%的利息。按5万元本金计算，年化2%就是1000元利息。如果我们用这5万元，通过这个策略赚到1000元以上，那么我们给大伯家支持的本金就不会被利息侵蚀，甚至可能有结余。如果市场好，赚到3%（1500元），那就有500元结余，可以滚入本金，或者应对突发开支。如果只赚到1.5%（750元），那我们就需要从每月净流入的500元里拿出一些来补足利息缺口，压力会大一点。但我们的本金是安全的。”古民用具体数字说明。
“要是亏了呢？万一亏了怎么办？”二婶最关心这个。
“二婶，这个策略，在持有到期的前提下，亏损的可能性极小。最大的风险是短期价格波动导致账面浮亏。但因为我们投入的是闲置资金，没有赎回压力，完全可以持有到期，拿回本金和利息。所以，只要我们不因为恐慌而在低价卖出，就不会发生实际亏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闲置资金，并且设定严格监督机制的原因。”古民再次强调，“而且，即使发生最极端情况（比如公司破产，可转债违约），我们单只可转债的最大亏损极限，就是其买入价格（比如100元）。但我们只投入总闲置资金的一部分（比如5万），而且会分散到至少5-10只可转债，单只占比很低。所以，对整个基金本金的冲击是有限的、可控的。我可以做一个压力测试给大家看。”
他展示了模拟的压力测试：假设投入5万元，分散买入10只可转债，每只5000元。即使其中一只发生违约（血本无归），其他九只只要正常到期还本付息，整体损失约为10%，即5000元。而这种情况（高评级可转债违约）的概率，在A股历史上尚未发生过。相比之下，基金因无法覆盖利息而逐渐消耗本金的风险，是确定存在的。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详细解释、答疑和模拟演示，监督小组成员的态度逐渐松动。古民父亲首先表态支持，他认为儿子考虑周全，方案稳健，且操作透明可控，值得尝试。二叔在仔细询问了若干细节（如具体买卖操作频率、如何选择标的、历史最差情况记录）后，也缓缓点头，认为“听起来比单纯放银行活期强，至少有机会抵消利息，只要管得严，问题不大”。姑姑最关心的是“那提前赎回损失的一千块补偿”能否从超额收益里出，在得到古民“如果产生超过3%的收益，优先从超额部分补偿”的肯定答复后，也表示同意。
二婶仍有疑虑，但见丈夫和姑姐都同意了，古民又再三强调“操作权在儿子，但资金调动必须你们二位共管人同意，而且每周汇报，随时可查”，也勉强不再反对，只是反复叮嘱“千万小心”、“稳字当头”、“亏一点就跑，别贪”。
最终，家庭纾困基金监督小组以四票赞成、零票反对（二婶弃权，但表示不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古民的“可转债现金管理”试行方案。试行期初定三个月，投入金额上限为5万元，由古民具体操作，接受监督小组严格监督。每月汇报，若运行良好，可考虑延续或适当调整额度。
会议结束时，古民暗暗松了口气。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将方案付诸实践，获取稳定的微小收益，并持续保持透明和沟通，才能逐渐建立真正的信任。他需要立即开始筛选可转债标的，建立监控表格，并准备第一次周报。这个“可转债套利”方案，不仅是为了那一点点收益，更是为了向家人证明，在绝对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理性和知识，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这或许是他在家庭层面，进行的一次小型、保守但意义重大的“风险控制”和“资产配置”实践。而更艰巨的任务，是帮助古婷建立长期、可持续的还款能力，这需要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开源节流”方案。他将目光投向了古婷，心里开始构思下一个计划——“每月三千的‘羊毛’计划”。不仅是要督促她省钱，更要帮助她，在维持基本工作的同时，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和现有技能，尽可能合法、稳定地增加每月几百上千元的额外收入，积少成多，加速还款进程。这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根本。